3月10日，英國劍橋大學醫學系教授Ravindra Kumar Gupta 等人在《柳葉刀·艾滋病》期刊上發文稱，繼“柏林病人”之后，全球出現第二例被相同療法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倫敦病人”。

“倫敦病人”停藥后30個月檢測不到艾滋病病毒，這是否能夠判斷患者已經治愈?兩例治愈者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這種治療方案能夠推廣?是否意味著人類距離攻克艾滋病已經不遠了?

移植供體稀有花費高 全面推廣難上難

“柏林病人”和“倫敦病人”極具相似性。兩位病人在患艾滋病的基礎上，都罹患另一種嚴重的血液系統腫瘤(急性白血病/霍奇金淋巴瘤)，并因此瀕臨死亡。二者均接受了骨髓干細胞移植，捐獻者皆攜帶CCR5基因突變，該突變被認為能夠有效阻斷艾滋病病毒入侵，從而一箭雙雕，最終不僅腫瘤得到緩解，艾滋病也得到長期控制。

“這兩例病人皆為‘治愈’，即患者已經被清除了體內包括病毒儲存庫在內的全部病毒，當抗病毒治療中斷后，始終沒有病毒復制的任何跡象，免疫系統也恢復正常。”長期從事艾滋病相關治療研究、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專家郭彩萍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由于艾滋病治愈的案例實在太少，目前在時間上還沒有明確的治愈標準。之前的研究發現“功能性治愈”(或稱“持續緩解狀態”)的病人，在停止抗病毒治療27個月后再次出現了病毒反彈，因此這個定義時間還是很難確定。

“在沒有治愈的情況下，通常停藥一兩個月，甚至更快就會檢測到病毒。因此，‘倫敦病人’的研究團隊比較謹慎，停藥30月后才宣布治愈，但后續仍需密切監測。”郭彩萍說。

如今兩例患者被治愈，對于全球3700萬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來說，這種骨髓移植的療法是否具有推廣性和普適性?

“兩個案例為艾滋病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科學指導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客觀地講，這種療法基本上不具有推廣性和普適性。原因在于兩個案例成功的必要條件太多，極具偶然性。”3月11日，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攜帶CCR5基因突變的人群數量極少，骨髓配型也是一道難關。

據統計，非近親的骨髓配型，成功概率也僅有1%甚至更低。此外，這種能夠抵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CCR5基因突變率極低，大多在歐洲人群中發現，但也不到1%。

“另一方面，骨髓移植技術本身的要求性很高，后續還要考慮排異反應的相關治療，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難以衡量，即使不考慮種種難題，單就費用而言，普通人也無法承受。”張林琦表示。

兩種療法待提升 主流仍是抗病毒治療

鑒于攜帶CCR5基因突變的捐獻者十分稀少，張林琦表示，基因編輯可能是未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出路，也是降低成本的手段之一。

2019年9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聯合中心鄧宏魁團隊、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陳虎團隊及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吳昊團隊合作，通過基因編輯敲除人的成體造血干細胞上CCR5基因，初步證明了這一技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在張林琦看來，基因編輯不僅可以解決供體稀少的顧慮，還可采用艾滋病患者自身的細胞，以減少甚至杜絕排異反應。

需明確的是，“現階段相關基因編輯技術仍處于發展期，敲除精度和效率還有待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進一步論證。”張林琦表示，另一方面，人工敲除CCR5基因的方式實則是向CCR5基因變異的“自然供體”學習，卻不能完全等同，CCR5基因敲除后是否會對人體其他組織系統或器官產生影響，還需要長時間、大樣本的觀察論證。

“更何況，迄今為止，自然的基因突變給這兩例治愈者帶來的其他影響仍因樣本量的限制而不甚明確。”郭彩萍道。

“總之，基因編輯技術以及骨髓移植治療艾滋病方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張林琦說，反觀現有的傳統治療方案，已能較好控制病情，一定程度上保證患者的生活質量，如無生命危險，沒有太多必要去嘗試這種帶有諸多不確定性的骨髓移植治療方案。

郭彩萍介紹，傳統的艾滋病治療方案以抗病毒聯合治療為主，大多數患者只需1天服藥1次。我國大多數人接受的是免費抗病毒治療，隨著近年來更多新的抗病毒藥物相繼被納入醫保，除免費藥物之外，患者還可選擇醫保目錄內的藥物，相比于天價的骨髓移植療法，抗病毒療法更具有普及性，更加安全有效。

張林琦表示，目前還有諸如CAR-T等免疫療法不斷取得進步，未來或將輔助抗病毒藥物應用于臨床，進一步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統，提升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