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隨著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物價水平急劇攀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漲，通脹成為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經濟最鮮明的特征之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通脹水平呈下降趨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水平更長期低于2%。因此，2021年全球通脹壓力令人始料未及，而2022年全球通脹如何演繹仍存爭議。

2021年全球通脹形勢回顧

據IMF最新預測（2021年10月），2021年全球CPI同比增速將由2020年的3.2%上升至4.35%。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消費者物價水平更加急劇地攀升：2021年11月，美國CPI同比高達6.9%，創近四十年以來新高；歐元區HICP同比達4.9%，創1997年有統計以來最高；英國CPI同比達5.1%，創近十年以來新高。

除終端消費品外，全球大宗商品與生產材料價格也經歷暴漲。2021年1~11月，IMF初級產品價格指數漲幅達50%，其中能源品價格指數漲幅更達100%。2021年11月，美國PPI同比達9.6%，創2010年統計以來最高；2021年10月，中國PPI同比曾高達13.5%，創1996年統計以來最高。

2021年，全球經濟在危機后復蘇，“通貨再膨脹”本是經濟復蘇的正常現象。不過，2021年美歐通脹率走勢顯然高于基數效應，需求復蘇之快與供給修復之慢均超預期。

2021年，新冠疫苗推廣為需求復蘇奠定基礎，而貨幣與財政刺激力度空前令需求復蘇顯著加快。

貨幣政策方面，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一步到位地降息至歷史最低水平。2020年后，全球主要經濟體（尤其發達經濟體）貨幣供應量激增并持續至今；2021年1~10月，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和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分別擴張了38.2%、17.5%、21.0%、12.7%和17.6%，而2019年同期其M2擴幅分別僅為5.4%、5.3%、0.3%、1.9%和6.5%。

財政政策方面，據IMF統計，截至2021年7月，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動用了規模達其全年GDP的17.3%的財政資金（包括額外財政支出及放棄的財政收入）以應對疫情。其中，美國動用的財政刺激金額超過GDP的25%。在事實上踐行現代貨幣理論（MMT）之下，發達經濟體實現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財政融資成本的下降以及財政紀律的弱化，化作一劑“興奮劑”，更加明顯地刺激著需求的增長。

2021年，疫情反復、能源轉型、供應鏈瓶頸與貿易保護等共同形成供給約束。全球供給修復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瓶頸，供給約束成為全球通脹走高的關鍵推手。

首先，2021年疫情對“供給國”形成較大沖擊。2021年疫情因變異病毒的出現而持續蔓延，由于全球疫苗普及程度分化，病毒對于以美歐為代表的“需求國”沖擊較小，但對于以東南亞為代表的“供給國”仍形成明顯沖擊。因此，疫情沖擊對全球商品供給端的抑制超過對于需求端的抑制，進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其次，全球能源轉型加速暫時引發能源緊缺。2021年以來，國際油價漲幅超過60%，英國天然氣價格暴漲300%以上，能源品價格的急漲凸顯供給的緊缺。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顯示，全球石油產品需求已基本回歸疫情前水平、但并未超過，而供給恢復過慢是能源緊缺的核心因素。此外，全球能源品供給又受能源轉型浪潮的影響。

再次，供應鏈瓶頸與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阻礙商品供給。2021年以來，全球貿易與物流成本急劇上升，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和衡量集裝箱運價的貨運指數（FBX）已分別上漲120%和230%以上。本輪供應鏈問題背后有多個“瓶頸”：一是，疫情對交運物流行業的就業修復產生持續壓制，限制了相關服務供給。二是，以運輸業為代表的物流能力遇到周期性瓶頸。例如，2019年以來截至2020年底，全球新造船產能周期逐漸下滑至底部，使本輪海運運力瓶頸更快到來。三是，近年來貿易保護、產業保護思想持續發酵，原本暢通的國際經貿網絡已經出現堵點和斷點，而各國自身的產業鏈建設很難及時跟上，使供應鏈的脆弱性進一步凸顯。

2022年全球通脹走勢展望

2022年，全球通脹率大概率在基數效應下回落，但可能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據IMF最新預測（2021年10月），全球CPI同比增速將由2021年的4.3%回落至2022年的3.8%，但仍高于2019年的3.5%。其中，發達經濟體通脹率將由2.8%回落至2.3%，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率將由5.5%回落至4.9%。與此同時，疫情以來，防疫政策與復工復產的差異，加上各國消費品產能周期本身有別，使部分國家與全球的通脹周期錯位，例如未來中國、日本等通脹率將由底部上升，意味著不同經濟體通脹走勢或趨于收斂。具體來看，2022年影響全球通脹的多個因子料將變化。

第一，2022年全球經濟復蘇斜率放緩，全球商品供需更趨平衡。據IMF預測，2021年全球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實際GDP增速分別為5.2%和6.4%，2022年將分別回落至4.5%和5.1%，但仍然高于2019年的1.6%和3.7%。除了全球經濟增速的回落，2022年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也可能進一步緩解通脹壓力：美歐等國的需求增長重心將由商品轉向服務，這意味著美歐消費需求的外溢效應將大幅弱化，全球商品總需求的增量將大幅受限。而美歐服務消費的外溢性本身不強，且美國服務貿易出口主要成分為旅游業，考慮到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對于邊境開放更加謹慎，該部分外溢效應更為有限。

第二，全球貨幣與財政刺激轉向或退坡，政策余量空間有限。貨幣政策方面，2022年全球大部分央行均可能邁向緊縮，全球流動性收緊是必然趨勢。美聯儲預計將于2022年3月結束QE，最新點陣圖預測2022年或加息3次。英國央行在2021年12月已經首次加息，加拿大央行已于2021年10月結束QE，而澳洲央行的“鴿派”引導在市場失效。新興市場方面，有相當一部分央行已經于2021年“搶跑”加息，如俄羅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財政政策方面，2022年大部分經濟體或開始縮減赤字，試圖向“穩健財政”的基調回擺。據IMF最新預測，2022年發達經濟體一般政府赤字率將縮窄4個百分點左右，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將縮窄0.8個百分點。

第三，全球疫情發展仍存變數，但對供給端的壓制有望減弱。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的出現為全球疫情發展平添了不確定性。不過，全球在抗擊疫情方面已經實現的進步也是不爭的事實。未來，隨著疫苗針對新病毒不斷改進、“加強針”推廣、“特效藥”上市等，新冠對居民健康的威脅或更加可控。在此背景下，全球或逐步與新冠病毒更加“和平”地相處，例如各國政府將逐步開放線下經濟活動與邊境管控，居民將更加積極地重回工作崗位等，因疫情造成的供給約束有望緩解。

第四，全球就業市場繼續修復，在提升供給的同時，也使貨幣政策轉向更加堅決。就業市場是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蘇難點。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測算，2021年四季度全球工作時間總數仍比2019同期水平低3.2%，對應9640萬全職崗位缺失。2022年，隨著失業補貼退坡，以及疫情風險更加可控，全球就業市場復蘇有望更加充分。一方面，就業復蘇有助于提升商品和服務供給，直接緩解通脹；另一方面，在更加積極的就業數據支撐下，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緊縮或有加快的空間，間接提升貨幣政策對通脹的抑制。

第五，能源轉型、部分供應鏈瓶頸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屬中長期問題，仍將持續為通脹加溫。首先，中國、美國及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均已明確了中長期減碳路徑，各國能源轉型并無退路。且未來五年，清潔能源對傳統能源的充分替代尚需時日，全球能源轉型或處于供需錯位的“尷尬期”。2022年，傳統能源投資或繼續受抑制，繼而全球能源品價格或維持相對高位。其次，在國際供應鏈瓶頸方面，貿易需求的降溫、勞動力的逐漸修復等或幫助部分環節修復，但船舶等運輸設備的供應需時更久，美歐等發達國家相關基建基礎薄弱的現狀短期也很難改變。再次，“全球化”退潮趨勢或將延續。尤其在2022年，當經濟復蘇較為充分、疫情影響趨弱后，部分國家或將更投入于自身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建設，一旦國際分工合作減少，全球商品生產成本與價格或被迫上升。

對后疫情時代通脹的思考

2021年全球通脹的上升，尤其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通脹形勢大超預期，對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挑戰，也引發了我們對于三大問題的思考。

問題一：通脹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雖然適度通脹有益于經濟復蘇，但2021年美歐等經濟體通脹顯然過高，而經濟增長與就業恢復遲緩，形成“類滯脹”局面。當通脹壓力達到一定程度時，“脹”很可能成為“滯”的催化劑。以美國為例，美國通脹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物價上漲與通脹預期走高抑制消費信心。二是，通脹壓力抑制制造業產出。三是，工資上漲“跑輸”物價，進一步抑制就業復蘇。四是，美國國內物價壓力抑制出口、擴大貿易逆差。

問題二：通脹如何影響貨幣政策？

對于疫情以來的貨幣政策，發達經濟體央行似乎達成了一定共識，在貨幣政策天平中更加重視“滯”，而不是“脹”。其背后的邏輯，或許有過去近十年通脹一直低于目標的坦然，也有歷史上過早加息引發經濟衰退的教訓。但是，面對后疫情時代下需求的快速復蘇和供給的滯后響應，貨幣政策的猶豫不決正在引發通脹加速的風險，央行預期引導也將更加艱難。與此同時，與發達市場的“記憶”不同，大部分新興市場并沒有體驗過貨幣政策過早收緊之痛，更多經歷的是資本外流之傷，因此更有動機去選擇防御性加息。然而，本輪新興市場的復蘇節奏整體上落后于發達市場，提前加息勢必抑制其經濟復蘇。往后看，通脹對于全球貨幣政策而言或是一個持續存在的挑戰。

問題三：全球通脹格局會否長期性改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長期陷入“低通脹、低增長、低利率”格局。其背后可能包括三個原因：一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如長期停滯理論所預言的），二是科技進步后的生產效率提升，三是國際貿易帶來的消費成本下降。

目前來看，這些長期抑制通脹的因素可能正在變化：首先，美歐等經濟體以綠色經濟轉型為契機，在貨幣寬松窗口期加大中長期財政投入，是否可以系統抬升有效需求及潛在增長率值得關注。其次，經濟轉型長期可能降低成本，但在新舊能源換擋的階段，能源行業的有效生產率或暫時下降、生產成本暫時上升。再次，2021年全球通脹危機后，各國或更加重視內部產業鏈穩定，如美國加強基建、重振“美國制造”等，全球經貿關系可能繼續內向收斂。

綜上，后疫情時代的全球通脹格局有可能面臨重置。2022年以后，全球通脹中樞是否邁上新臺階，發達經濟體“三低”（低通脹、低增長、低利率）格局會否聯動扭轉，我們有了更多理由去關注和期待。

（鐘正生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鐘正生經濟分析”，原標題為《2022年全球通脹展望與思考》，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