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信部一連發布三個“十四五”發展規劃，涵蓋兩化融合、軟件及大數據產業，既點明了軟件將在數字經濟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也折射出“十四五”時期中國軟件升級的方向。

在數字經濟由虛入實的趨勢之下，軟件在制造業的應用滲透不僅有助于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還將成為數字要素與傳統要素有效整合的關鍵力量，因此在“十四五”時期，軟件或將在新型價值鏈中攫取更多的經濟價值。

具體來說，中國軟件升級的方向將體現在國產化替代、生態建設與To C思維三個方面。

第一，軟件升級需要打破國外軟件巨頭在工業設計、生產制造等核心基礎領域的壟斷，以硬實力提升修補技術與隱私的雙重敏感點。

第二，軟件升級需要從單一垂直型行業應用的內卷中跳脫出來，在成熟的公共數字基礎設施上共享融合，以提供生態型解決方案提升國際競爭力。

第三，軟件升級需要靈活借鑒To C思維，打通產業互聯網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利用數據的網絡效應調動專業軟件開發人才，構建新型開源協作生態；另一方面加快發展低代碼/無代碼功能，讓業務人員能根據自身需求以簡單易上手的方式開發應用，彌合IT專業人才的供需缺口。

軟件升級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由虛向實的關鍵

軟件升級將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過去十年，平臺經濟作為數字經濟的代表形式，將數字技術與服務業的需求融合，帶來了消費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而數字化營銷以低成本收獲意外實效，裂變式傳播與需求迭代直觸消費和痛點，隨之促成了國產品牌的加速突圍。時至今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將從服務業進一步下沉滲透至制造業，由軟件升級推進的產業互聯網或將引致更為深遠的變革。

中國信通院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在服務業的滲透率已經高達40.7%，而在工業和農業的滲透率分別只有21%和8.9%。就此，“十四五”規劃給出了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發展目標，到2025年，全國兩化融合發展指數達到105，企業經營管理數字化普及率達80%，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85%，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68%，工業互聯網平臺普及率達45%。

軟件升級將實現數據資源與傳統資源的整合。傳統的四大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無一例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每件商品的價值都由對應的工資、利息、地租及利潤構成，已對應的報酬無法再給其他商品提供價值。同時，隨著同一種要素的不斷投入，可變要素的邊際產量會遞減。但數據不同，其邊際復制成本幾乎為0，因而對經濟發展具有放大、疊加與倍增作用。開發適配于工業生產的軟件，則是一種對傳統資源及數據資源的高效整合，以數據的高乘數效應賦能生產，大幅提升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的IT支出凸顯“重硬輕軟”問題，對軟件領域的投資相對不足，軟件市場價格長期受抑制。

《“十四五”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規劃》強調要支持軟件價值提升，充分釋放“軟件定義”創新活力，有望扭轉軟件價值長期失衡的局面，促使軟件企業獲得其應有的價值回報。《“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強調要充分釋放大數據容量大、類型多、速度快、精度準、價值高的“5V”特性，激發產業鏈各環節的潛能。到2025年底，大數據產業測算規模目標是突破3萬億元。

中國軟件升級的方向

軟件升級需要加強國產化替代，修補技術和隱私的雙重敏感點。在消費互聯網領域，中國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先發優勢，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平臺企業，在改造經濟系統的同時為消費者提供了便利。然而在產業互聯網領域中美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在工業設計和生產控制等核心基礎領域，國外軟件巨頭幾乎完全壟斷了我國市場，比如在CAE仿真軟件市場領域，美國ANSYS、ALTAIR、NASTRAN等公司占據了95%以上的市場份額。而在SaaS新型“即服務”市場中，IDC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的SaaS市場規模約為中國的二十余倍。從資本市場估值看，截至2021年11月底，美國最大的SaaS企業Salesforce市值已經超過2800億美元，而中國尚未出現具備成熟服務能力的SaaS企業。在中國工業化轉型初期，大部分企業習慣“拿來主義”，直接訂購國外成熟的基礎軟件而不進行研發，缺乏對工業生產自主可控重要性的認識。

長此以往，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積累的基礎數據和應用數據不僅無法得到合理利用，反而還會造成關鍵數據的流失。此外，在2018年美國幾次“卡脖子”事件中，工業軟件和芯片是同時遭遇禁運的“軟”“硬”兩把利劍。如果中國工業生產仍然嚴重依賴于國外軟件，那么在軟件訂閱模式的興起之下，各類生產進程將更易受阻。因此，實現基礎軟件自主可控是中國軟件升級的首要任務。

軟件升級需要營造良好有序的生態環境，避免低效內卷。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注冊企業數量超過4000萬家（不包括個體工商戶），理論上對于企業服務及數字軟件存在廣闊的需求市場。然而，中國企業的特殊性增大了軟件服務發展的難度。

第一，企業門類雜。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價值鏈中樞作用不斷提升，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產業門類眾多意味著需求更多元化，單個細分賽道的市場空間相應被壓縮。

第二，生命周期短。據美國《財富》雜志，美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大企業平均壽命不足40年。而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2.5年，集團企業平均壽命僅7~8年，中國企業難以長時間存續，使得提供數字化服務的投資回報率下降。

因此，在相對有限的市場與利潤之下，內卷成為中國大多數SaaS企業的必經之路。國內的SaaS企業一般從開發單一垂直類行業軟件入手，缺乏形成完整生態版圖的商業意識，產品矩陣往往存在割裂現象。相較之下，國外成熟的SaaS巨頭通常強調生態化的行業解決方案，主流SaaS平均能與300多個功能進行業務集成，Salesforce更是集成了3860種SaaS功能，聯合向客戶提供服務（如表1所示）。三份規劃中多次提及“生態“二字，包含培育生態聚合型的平臺企業、提升生態影響力等具體細節，體現出在軟件升級過程中，除了底層的互聯互通要求外，還將著力于基礎設施、應用平臺和公共服務等生態環境的底層建設。而軟件服務提供商可以在共享生態上提供專業服務，從而降低研發的邊際成本與投資風險。

軟件升級需要提升市場需求與技術支持的適配性，避免數字場景的真空化。除了提升軟件硬實力之外，如何滿足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打通產業互聯網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需要著力解決的難題。我們認為，單純的To B思維可能無法滿足當下的發展環境，由于工程師與市場需求往往會存在脫節，軟件開發更需要靈活運用To C思維來與現實情形對接，“使用者即開發者”模式或成為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良藥。

對于專業開發者而言，積極拓展開源生態不僅有助于中國獲取海外高級算法與軟件，以此縮小海內外的技術差距，還能讓充分了解產品需求的工程師參與代碼編寫，提升軟件的實用性和可用性。開源生態正是利用了To C商業邏輯中的網絡效應來聚集人才，使用者越多，意味著開發者越多，軟件質量也隨之提升。這種開發軟件的新型協作形態，一方面促使專業開發者提升使用產品的意愿；另一方面軟件得以根據市場需求實時迭代，形成創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的良性循環。比如在云計算領域，企業聘用的工程師既是軟件的直接使用者，也會在公司做采購決策時間接提出專業建議，因而讓其加入開發不僅有助于了解產品痛點并適時改進，還間接降低了獲客成本。

此次規劃首次提及開源生態建設，并提出到2025年要建成2~3個有國際影響力的開源社區，意味著開源項目將逐步得到國家政策的扶持。對于業余開發者而言，低代碼/無代碼功能將顯著提高應用對業務響應的敏捷性，彌合需求與供給之間的鴻溝。數字化轉型下企業開發應用的需求大增，但軟件人才供不應求。根據Gartner估計，2021年的應用開發需求五倍于IT公司產能，專業IT人員只能滿足6%的IT需求。而低代碼/無代碼平臺正是讓業務人員可以像使用PPT一樣輕松地開發應用程序，讓每個人都能以定制化的方式滿足業務實際需求。這種簡單易上手的代碼開發協作模式，或將讓更多尚躊躇于數字化轉型的企業邁出向前一步，為數字技術與實用場景的深度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高欣弘系工銀國際金融科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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