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這個理念，在當下的中國已經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身處創新一線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企業家中間。原因很簡單，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破舊和創新，以此走向市場經濟，解放生產力，擁抱全球化，無論是制度還是理念，無論是技術還是市場，都在破舊和創新之中實現了蛻變，成就了奇跡。

正是因為奇跡的發生，才讓國人更加理解創新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持續創新的必要性，尤其是當中國實力和體量大到無法避免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摩擦和競爭之后，尤其是在中國誕生了很多互聯網平臺型的巨無霸，但是在制造業領域突然發現因為大量核心技術缺失，導致“卡脖子”問題日趨嚴重，所以，舉國上下對于創新，特別是高新技術領域的創新呈現出巨大的緊迫感和熱情。

有一組數字很說明問題：2020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從2015年的1.42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2.4萬億元左右，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比2015年增長近一倍，超過1500億元。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躍居到2020年的第14位，建設創新型國家取得了關鍵性成就。

資金投入是技術創新的基礎保障，也是一項顯性指標，可以從中看到國家和全社會對科研的重視程度，但是除了資金之外，也需要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前提條件，就像1962年由伊諾思（J. L. Enos）在其《石油加工業中的發明與創新》一文中首次直接明確地對技術創新所下的定義：“技術創新是幾種行為綜合的結果，這些行為包括發明的選擇、資本投入保證、組織建立、制定計劃、招用工人和開辟市場等”。

如何去做好這些要素的組織，一直是世界發達經濟體在持續探索的重大命題，特別是在發端于上世紀中葉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后，一批全球聞名的科技創新園區涌現，以硅谷、波士頓128號公路帶、筑波科學城、慕尼黑科學園、蘇格蘭高科技區等為代表，為科創要素的高效集聚和融合提供了經典模板。

歸納他們的成功經驗，無外乎人才、區位優勢、機制，以及鼓勵好奇心、鼓勵創新、鼓勵自由思考的文化大環境，但問題又不是這么簡單，有些區域只是具備了上述一兩個方面的資源稟賦，就做得風生水起，有些區域擁有更好的條件，卻不見得能發展起來。什么才是科創的“源動力”？ “源動力”和創新成功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我們聯合微眾銀行，邀請業內專家，連日來走訪了深圳、武漢和蘇州這三座以創新著稱的中國城市，試圖從這些城市的創新實踐中，找到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和面向未來的思考。

蘇州，是一座擁有2500多年歷史的古老城市，以悠久的傳統文化聞名遐邇，但是近年來卻成為中國新一線城市中擁有高新企業數量最多的城市，在許多細分產業門類中都占據重要的地位，例如納米技術、生物醫藥、電子科技等領域，都在全國城市中排名前茅。在和當地企業家的交流中，一個非常普遍的共識是：蘇州是一個創新資源相對貧瘠的地區，百姓生活安逸，除了有著比較扎實的制造業基礎，在高校、科研機構、事關人才吸引力的醫療和教育服務、國家扶持政策、創新文化等方面都沒什么優勢可言。最典型的是生物醫藥產業，在2005年左右開始布局的時候可以說是一窮二白，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有幾個很重要的基礎，第一要有人才，要有醫藥方面一流的大專院校；第二要有足夠多的醫院，因為需要做足夠多的臨床試驗；第三要有大的藥廠。但是這三項基礎蘇州都沒有，最后是通過地方政府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和堅持長期主義的發展路徑，持續投入，十年磨一劍，終成正果。

而且我們發現，蘇州在產業選擇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強調聚焦，挑選少數幾個具備爆發力、高成長空間和上下游強帶動性的朝陽產業，比如屬于新材料領域的納米技術，也是早早布局，因為蘇州相對齊全的工業門類，因此存在巨大的科研成果轉化場景，并形成產業生態，最終成為蘇州科技創新產業中與生物醫藥并重的一大門類。

所以，“源動力”可以與生俱來，也可以無中生有，這是“蘇州經驗”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幾天前正好一位生物醫藥企業創始人和我說起鄰省前來招商，我問他“蘇州經驗”能不能復制？他說可以復制，但是很難，需要巨大的決心和耐心，需要地方政府的堅定意志，但也離不開市場化的運行機制，決心之下，是如何堅守有為和無為的邊界。

當然，除去“無中生有”，對既有“源動力”的深度挖掘和有機融合，也是那些一流創新城市共有的經驗，以我們這次走訪的深圳和武漢為例，深圳缺乏一流的高校，武漢的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不足，但是深圳依托珠三角強大的產業基礎、敢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和創新機制，武漢充分發揮一流高校聚集的優勢，以人才為根基，發力科技成果轉化，都實現了對優勢創新要素的有機融合，成為中國創新城市的典范。

在走訪中，我們也聽到了很多來自一線企業家的呼聲，除了一致呼吁加大基礎研究之外，都提出在應用研究領域，怎么縮短科研機構和企業需求之間的距離？尤其是科創型中小企業，有著靈敏的市場嗅覺和快速反應機制，但是不可能有太龐大的研發團隊，因此更多需要借助科研機構的力量，通過創新機制，讓科研人員能夠更快速和積極響應企業的需求，既有利于企業發展，也有利于科技成果加快轉化成生產力。

蘇州工業園區一位高科技企業創始人說到了近年來遭遇的最大挑戰，他說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之前，在大部分所謂的高科技設備行業，國內同行主要是購買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做集成，毛利率不高，同時投入的研發成本也不大，最后同行之間就是拼價格和服務，但是2018年之后，科技企業普遍轉型，自主研發成為趨勢，在他看來，是進入了“新一輪的創新周期”。這家公司在一些核心技術上已經可以達到或者超過國際先進水平，但是企業畢竟規模不到百人，年營收2到3個億，要持續保持對最先進技術的跟蹤和研發，不僅需要自有技術團隊在細分領域的研發銳度，也需要借助外部科研機構保持一定的研發寬度，有利于快速跟進市場的需求，所以急需和科研機構建立更高效的協同響應機制。

這就讓我們想起了著名的“創新雙螺旋”，就是在技術創新中，技術進步與應用創新構成的 “雙螺旋結構”，技術進步為應用創新提供了新的技術，而應用創新往往很快就會觸達到技術的極限，進而倒逼技術的進一步提升。在這種反復的循環中，當技術和應用的碰撞越是激烈，就越可能創造出迭代式和顛覆式的技術革命，并進而形成行業發展的新熱點。而當下企業家們極其關心的，也是當下科創領域“源動力”亟待彌補的短板，恰恰就是進入以自主研發為主的新一輪創新周期后，如何縮短這種碰撞的距離，增加這種碰撞的頻次，提高這種碰撞的烈度，否則不足以支撐中國科技企業全面的迭代升級。

這里所觸及的挑戰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單向度的科技成果產業化難題，所謂的“產學研聯動”必須是雙向的，正如一些專家的建議，我們的科研機構在應用研究領域應該更強調問題導向和實用導向，而不是論文發表導向，要針對關鍵領域、核心領域，提倡從你在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向你該做什么轉變。目前的政策環境已經非常有利于科研人員把所擁有的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但是如何更好地響應企業和市場需求，顯然需要更有效的機制，這種機制在諸多創新要素中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不只是創新要素的“粘結劑”，更應該是創新要素之間的“催化劑”。

就像在采訪中一位專家所言，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金融鏈如何相匹配？首先還是體制機制問題，如何從體制機制方面來保證企業、政府、科研機構、金融機構、投資機構相互之間協調、匹配、互動。體制機制也應該是差異化的，適應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不同類型的體制機制來實現這種匹配，而不變的，則應該是更多的耐心，更寬容的環境，更能夠承擔風險的資金和更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

“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清.趙翼《論詩》），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沒有止境，我們看到了中國式創新的豐碩成果，也期待尋找到更多的“源動力”，并且真正地用好這些“源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