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界各國出現能源緊張狀況。能源短缺背后，是一場在碳中和目標下實現新舊能源轉換的全球行動。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辦第三屆外灘金融峰會，中外專家就“氣候變化與可持續金融”問題展開研討。

要控制好轉型風險

全球低碳轉型過程中，新舊能源結構過渡風險往往被低估。過去關于能源結構銜接和轉換的研究常暗含著一種假設——減少碳排放與新能源發展同時進行，新舊能源結構在替代過程中可以實現無縫銜接，因此不用過于擔憂全球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能源供應問題。但是近期發生的全球能源緊張局面表明，新舊能源無縫銜接的假設是錯誤的。

與會嘉賓指出，短期內，低碳轉型將抬高生產成本，可能加劇通脹壓力，影響經濟增長。同時，能源、鋼鐵等高碳行業的就業崗位也可能大幅減少。眾所周知，能源是現代經濟的命脈，尤其對像中國這種傳統能源占比較大的經濟體來說，如果能源系統出現問題，其影響會更深遠。因此，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要控制好轉型風險，實現新舊能源結構替代的平穩過渡。

新舊能源轉化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新能源的波動性遠超預期，替代風險較高。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李克平認為，從物理屬性而言，新能源的質量仍然存在很多瑕疵，穩定性較差。在氣候異常面前，風電、光電、水電等新能源遠比傳統能源更脆弱，波動性更大，這可能導致供應不足，從而引發能源危機。在技術尚未實現重大突破時，隨著新能源的使用比例越來越高，供應的波動性將會加大，帶來的挑戰也遠超預期。盡管新能源儲能技術可以作為一項解決方案，但該技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尚未成熟，因此在新能源缺乏自發調節工具的情況下，必須依靠傳統能源來解決新能源波動時出現的缺口。

第二，低碳轉型資本需求較大，所需投資不足。不少權威機構對我國的低碳轉型投資規模進行了估算，認為資本缺口在數百萬億元。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周小川估計，為實現“雙碳”目標，中國未來30年需投資大概283萬億元。中國金融學會綠金專委會主任馬駿團隊進一步考慮了生態環保項目和流動資金的需求，預計我國需投資487萬億元。盡管當前中國綠色資產規模已逾15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仍與此目標相距甚遠，所需投資不足。

增加綠色投資主要面臨以下障礙：綠色投資基礎設施仍然薄弱，缺乏標準化數據和統一標準；綠色投資評級體系尚未統一，各機構投資行為更多依據主觀偏好；ESG產品政策引導力不足，缺乏強制性。當前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產品存在監管空白，在貨幣政策、MPA考核、市場準入、審批備案、監管評級等方面均缺乏政策引導。

第三，未來收益無法對沖現實風險，動員階段的“兩分法”思維不再適用。李克平認為，傳統綠色金融相關研究經常使用“兩分法”來分析低碳轉型過程中的行為、問題和政策，同時分析其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再作對比。這種分析方法更適用于動員階段，一旦進入到實際操作階段，就必須采取更務實的分析思路，抓住問題的本質，探索解決辦法。因為在理論模型中，正負效應可以對沖掉，但現實中所有的問題和負面影響都是切實存在的，不會因為未來有收益就在當下自動對沖掉，這就導致企業和個人必須正視和解決眼前的難題。

政策啟示

第一，市場支撐，發揮碳市場的跨期平滑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認為，應該不斷強化碳市場功能，運用金融力量推動碳定價機制的建立完善和高效運行。國際實踐表明，成熟的碳市場，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作為全球碳排放權最大的供應國，我國碳市場應該充分發揮碳市場在碳減排過程中的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價格發現作用，加強對全國碳市場的金融支持。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建立碳市場需要做好基礎性工作，當務之急是在碳核算的基礎上，每個企業都建立碳賬戶。另外也有專家建議，應重視碳配額市場的跨期交易功能，因為新能源供應具有不穩定性，發揮碳市場的跨期交易作用有助于平滑新能源波動對供應的負面影響。否則，新能源供應的不穩定可能直接傳導為經濟活動的不穩定。

第二，政策引領，完善基礎設施和投資機制。多數與會嘉賓認為，應該完善綠色轉型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政策引領，具體包括強化信息披露和統一指標體系、增強綠色投資政策的導向性和強制性等措施。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陳文輝認為，碳排放具有負外部效應，投入產出缺乏經濟效益，需要通過一系列政策手段把負外部效應的成本內生化，從而使其具有正外部效應。

世界銀行發展政策與伙伴關系副行長Mari Pangestu表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在綠色轉型中承擔不同的角色，需要在政治上動員全社會共同參與投資。其中，政府和多邊銀行等公共部門發揮資金提供者的作用，而私營部門負責調整資產用途。應該重視私營部門的參與并對其給予一定補貼，通過降低投資成本以減少風險。

第三，先立后破，增強能源政策的時間彈性。在長期的轉型過程中，需要秉持理性務實的態度，在實現低碳的約束條件下保證新舊能源結構的平穩轉換。多數與會專家提議，能源相關政策應該遵循先立后破的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在時間上增加一定的彈性。只有在新能源技術和供給充分的情況下，傳統能源才可以完全撤出，否則可能影響正常的供需秩序，出現能源供給缺口，從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四，國際協調，落實資金和技術的多邊合作。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秘書長原特別顧問Jeffrey Sachs認為，市場不是脫碳的主要載體，監管和法規才是主要的工具，碳中和行動應有政府規劃和計劃。不僅每個國家要有內部規劃，全球也應該有協調一致的計劃。從公用事業的發展經驗來看，所有能源系統都需要政府通過規劃來部署，否則很難實現轉型。比如廢止燃煤發電、淘汰燃油汽車、規劃可再生能源的區域性電網等規劃都屬于監管措施，同時還需要統一協調土地使用、電網發展等城市規劃。但是現在在國家地區乃至全球層面都缺乏應有的規劃，G20應考慮成立計劃小組來規劃能源轉型。

可以看到，在國際協調減碳中，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和資金相對清晰，缺乏的是政治合作，比市場更重要的是創造有利的監管環境。

其中，通過多邊合作來落實資金是最重要的規劃之一。據估算，全球每年應投入至少1萬億~5萬億美元以促進低碳轉型，但目前僅有多邊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每年約1000億美元的持續投入。建議各國在G20的引導下，加強與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以推動資金到位。Mari Pangestu等外國專家表示，技術合作和共享也很重要。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給予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知識產權不該成為主要障礙，應該推動知識和技術的廣泛共享。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