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當前復雜的經濟與社會形勢？特別是如何看待自去年以來頻繁出現的一系列經濟與社會現象？譬如網絡平臺整頓、各地樓市調控政策頻繁出臺、反壟斷反資本無序擴張、整治網絡游戲、整頓演藝圈、實施教育雙減政策、學區房政策調整，以及去年提出的雙循環、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今年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等等。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調整和新目標、新要求的提出，是否如網上有人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底層運行邏輯”變了？這些現象到底如何看？

我認為，早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就提出了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即同時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個方面的建設。

經過五年治國理政建設的實踐，2017年，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那么，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是什么？從人們反映強烈的問題來看就是“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與教育。房價貴，工薪階層買不起；看病貴，一場大病就致貧；教育扭曲，孩子負擔過重。另外，長期以來網絡游戲缺乏監管，有害兒童身心健康；資本無序擴張，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社會信息監管不力，個人隱私得不到保護，影響國家安全。還有老齡化后的社會養老問題、人口問題、生態環境問題以及適齡女子不敢生娃，年輕人出現“內卷”“躺平”現象。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以上問題都是發展中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分別屬于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本應解決的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當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時，為什么人們會感到突然、復雜、看不懂？問題在于這五項建設中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在時間上，相對較集中地在一段時間內緊鑼密鼓出政策、出整頓措施。而這段時間，恰恰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復蘇艱難，美國對華遏制時期。

面對“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推進，從經濟建設角度看，如何保持經濟社會的“穩中求進”？要正確看待與處理好四個關系：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長期與短期的關系；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防范風險與穩定發展的關系；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行業整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國內與國外的關系。

在這四對關系中，最核心、最基礎、當前最突出的矛盾關系是什么？我認為，是要正確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的關系。

原因之一：

2013年，中央針對十八大后的經濟形勢做出了深刻的判斷，指出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時期，即“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意味著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轉折，危機不僅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嚴重沖擊了中國經濟。中國長期以來以出口、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甚至更早時候的高速增長也不可能了。經濟發展模式需要從出口、投資驅動轉向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為主的發展模式。隨發展模式轉化必然到來的是經濟結構調整，意味著有一批企業要倒閉、破產，意味著要暴露釋放、消化處理一系列金融風險。而風險暴露意味著輸錢。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輸誰的錢？在企業、個人、金融機構、政府財政和中央銀行五部門中輸誰的錢？進一步說是輸當代人的錢還是后代人的錢？二是輸錢意味什么？還不起債或產生不良貸款，就要沖減一批經濟主體的資本金，它們的資產負債表要縮減，進而經濟增長動力要受損，怎么辦？

當在經濟增長快速下行時需釋放處理一批金融風險時，一方面是不得不為之，這是搞市場經濟的必然，特別是前幾年金融監管不力，產生P2P問題、大資管問題、銀行表外賬問題、地方政府亂舉債問題、房地產市場泡沫等，導致金融秩序一度混亂，不得不加以整頓。另一方面，當經濟增速下行，就業壓力加大，在較短期內集中、徹底解決風險問題，處理不好，會引燃系統性風險，影響社會穩定。所以處理風險必須謹而慎之，在長期方向上，風險必須釋放與處理，短期內必須講策略，必須守住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謹慎把握防風險與穩經濟之間的微妙關系。

而面對多年形成的資源配置格局，當集中開始整治樓市調控、地方政府亂舉債、金融無序發展等，都會涉及資本流向的重新選擇這一基礎性問題，都會不同程度影響金融市場、影響就業格局變化和經濟保持穩定的核心問題。因此采取什么樣的部署和力度，直接涉及處理中長期與短期矛盾關系的政策選擇。

為此，在上個月發言中，我說：“對一個一個風險點，要精準拆彈，絕不能讓風險傳染，全面引爆。對有些經濟主體的風險，可先控增量風險，慢慢化解存量風險。對一些明顯存在利潤預期的金融主體的風險，可通過延長風險化解時間慢慢消化。對風險暴露明顯，短期內化解會陣痛但又不會對全局形成傷筋動骨的，長痛不如短痛，刮骨療法，徹底處理。”

理解這一問題，當前最突出的是房地產市場。十幾年來，樓市已積累了巨額風險，也造成了不小的民生問題。“房住不炒”的長期發展方向已明確。對業已形成的巨額泡沫風險必須化解與釋放，然而，操之過急，又會對整體經濟穩定造成動蕩性沖擊。因此，當前關鍵是要處理好長短期關系。目前必須采取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三穩”方針，同時加大民生保障房建設的速度，雙管齊下。因此要看到，在此期間采取“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和一些行政調控措施是無奈的，也是必須的。

在樓市問題上處理好長短期關系，核心首先是穩預期。要達到什么樣的預期？要讓大多數人明白，中國房價不會再飛漲了，當然整個樓市也不會崩潰。這里的關鍵，是相關部門要充分了解市場動態，胸懷宏觀大局，謹慎把握調控的節奏與力度。對待個別特大型房企風險的處置，同樣要注意在正確處理長短期關系中，要關注個別大型房企與全局的關系。全局要守住底線，個別要防范其風險引爆的波及范圍。因此事先要算賬，算風險波及范圍的賬，把金融、經濟和社會的負面效應盡可能控制在可接受程度內，真正做到精準拆彈。整體房地產市場要通過持續適時的信貸、利率、土地、限購限售等市場和行政措施，有的還不排除是短期的臨時措施，直接影響樓市的供給與需求，通過時間換空間，經過若干年風險穩步釋放的時間和在解決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過程中，逐步建立起“房住不炒”的社會心態，形成中國樓市健康發展的長效制度。

原因之二：

面對過去粗放式增長模式，現在只有強調內需為主特別是消費為主，強調突出科技創新戰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才能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此，中央近十年推出了一系列戰略性部署規劃與重大動作，如一帶一路、擴大自貿區試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雄安新區規劃、推動全面開放新戰略、雙循環戰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以及共同富裕目標要求等。這一切，意味著要通過一系列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推動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布局的形成，去實現中國經濟均衡和諧發展，去實現高質量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這些戰略部署、規劃和重大動作的實施，從經濟建設角度看，需要相當巨大的投資量，其中有的要代替過去傳統的、粗放的、不經濟的投資方式，有的要開辟新的投資領域。這些戰略部署、規劃和重大動作具體將體現為成千上萬個投資項目。各個項目工程的完成期限長短不一，有的是三五年，有的是長期性的；有的在時間上是重疊的，有的是長短期交錯的。

在市場經濟重要特征為信用經濟的前提下，2020年我國全社會融資量為285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才24.6萬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僅為0.61萬億元，僅占全社會融資量的0.2%，即整個國民經濟建設中的投資資金，絕大多數是通過金融中介籌集的，不用償還的財政資金占比微乎其微。而出現長期規劃目標所需資金的穩定需求和市場資金供給即期的動態不穩定性矛盾，是必然的。屆時若處理不好，要么是工程規劃落空，要么再通過政府強力干預，但結果會使全社會資金配置失誤。所以，在經濟大變革、大調整、大發展時期，有預期地去正確處理好長短期矛盾關系，顯得越發重要。對此一是不能視而不見，或盲目輕視；二是心中要明了，規劃投資的事越多、越復雜、實施起來就越困難。

那么，當前經濟工作要正確處理好長短期矛盾關系，需注意什么？

一是要加強國家層面的統籌。各個部門、各項事業的戰略部署、規劃和重大動作的制定和實施，要強調各項事業的理想目標，同樣要有初步的資金規劃。把“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結合起來考慮。考慮到各部門規劃的局限性，國家層面應對各項理想規劃有全社會初步框算平衡的資金規劃。要算賬，并要算動態賬，并且算賬不能簡單按過去中國經濟兩位數高增長時的相關經驗數據推算。要考慮今后經濟長期下行在5%左右的壓力，要考慮“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帶來的不良貸款壓力，要考慮未來財政長期平衡的壓力。

二是要守住當下社會最低承受力。處理好長短期矛盾，往往長期目標是理想的，但短期情況是具體復雜的。因此不管是釋放處理風險，還是進行結構調整，工作必須要細，貫徹上級指示要積極有為，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在落實過程中，必須保持社會基本就業民生保障，這是底線。

三是要處理好經濟工作中的長短期關系，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部署、規劃和政策措施時，要留有余地。因為人對經濟社會的認知是有限的。針對規劃部署實施中的問題，應不斷總結經驗與教訓，在具體措施上體現“動態性”和“滾動性”，不斷完善規劃部署，以真正確保眼下邁出的每一步和我們向往的長期理想目標要求，盡可能做到一一有效的銜接。

（夏斌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國務院前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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