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明確方向和必然要求。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而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

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于提高國內經濟效率和金融效率，也對世界產生積極影響;強化國內外經濟金融聯系，提高國內企業和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和抗風險能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實現中國經濟惠及更多國內和國際民眾的目標。

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日前在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在論壇上發布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金融開放》。課題組認為，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而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必須通過進一步改革為高水平金融開放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強勢反彈 未來發展面臨四重轉變

課題組認為，2018年，在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上升、增長動能趨緩的不利外部環境下，中國經濟表現相對出色，GDP同比增長6.6%，經濟運行總體向好，穩中有進。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雙向浮動特征明顯，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宏觀審慎調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貿易計價結算、金融計價交易、國際儲備等領域，人民幣使用止跌回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歷經一輪波動周期，人民幣國際化企穩提速，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自2017年三季度末的1.90開始走出低谷，2018年末，RII為2.95，較2017年初回升了95.8%，實現強勢反彈，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官方數據顯示，人民幣位列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

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化從無到有、從貿易項下向資本金融項下發展，從小幣種晉升為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積累了許多經驗和教訓。2019年是人民幣國際化十周年，也是下一輪SDR貨幣籃子評估的關鍵一年。站在新起點上，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將面臨轉變，在平衡中走向成熟。

展望未來，課題組指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面臨四重轉變：

第一，環境轉變。十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國內形勢來看，中國宏觀經濟邁入轉型調整期，從高速增長轉換為中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結構從雙順差轉向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外匯儲備增長放緩甚至下降;金融市場更加開放和敏感，各類價格波動加劇，匯率由前期的單邊升值轉換為雙向波動，短期資本流動從前期的持續凈流入轉換為流出入快速變化。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擴張放緩，保護主義上升，對貿易與投資產生抑制作用;主要貨幣競爭更加激烈，從十年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呼聲高漲到當前各經濟體強化各自主權貨幣地位;隨著人民幣國際使用與影響力增強，其收到的關注度上升，面臨的責任和阻礙也進一步增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將影響人民幣國際使用的規模、結構、路徑等。

第二，動力轉變。人民幣國際化處于政策推動為主到市場驅動力為主的動能轉換階段。在近三年的發展中，這一動力轉變已初露端倪，未來將進一步鞏固深化;市場需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內源動力，政策大態勢人民幣國際化的輔助力量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跨境人民幣使用政策已基本到位，各類渠道已基本打通，市場供求將成為決定人民幣國際使用的主體部分。在市場驅動為主的模式下，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必然會呈現市場形態，非直線攀升，而是波動前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必然會緊扣市場需求，在實體經濟與金融發展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第三，結構轉變。人民幣國際使用結構由貿易為主體向資本金融為主體轉變。十年來，跨境人民幣使用結構出現了顯著變化。盡管貿易仍然是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項目，但其份額呈現持續下滑態勢：資本金融項下，特別是非直接投資的資本金融項目快速攀升，占比超過六成，成為跨境人民幣結算的主體部分。2019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金融市場開放，這一結構將持續并得以鞏固，人民幣投融資將更加活躍。同時，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人民幣投融資成為跨境人民幣收支的主體部分，人民幣跨境使用及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和波動性也會由此上升。

第四，政策轉變。2009年以來，我國以跨境貿易結算為切入點，循序漸進地建立了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配套設施體系，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基于實際形勢及存在的問題，未來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政策將逐步完善，走向成熟：一是注重實效，低調推進。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原則，支持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博弈中以低調合作的姿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二是協調規劃，市場調節。統籌各部門，加強協調規劃和頂層設計，保障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的連貫性，避免左右搖擺和反復逆轉，管理方式由行政干預轉向市場化調節為主、行政干預為輔。三是對接國際，明確可期。打造明確、可預期的政策環境，著力疏通或化解境內外機制沖突，明確細化相關政策，更加注重預期引導和政策溝通，保障市場信心，支持人民幣走向國際。

在進一步改革中實現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

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明確方向和必然要求。課題組認為，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而高水平金融開放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對于當代中國來說，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富有效率、穩健有序和包容共享等三個方面。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其中包含兩層含義。

首先，中國經濟成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持久的動力。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增強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可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行穩致遠保駕護航。具體而言，富有效率的經濟發展可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提高企業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和競爭力;有助于非居民提高對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購買力的信心，強化配置并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愿。穩健有序的經濟發展能夠有效地吸收外部沖擊，保證經濟整體平穩運行，避免出現巨大經濟震蕩;不發生破壞性極強的系統性金融危機，保持市場流動性，有助于人民幣資產持有者和潛在投資者形成穩定預期，有利于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完整地行使貿易計價、金融交易和價值貯藏等國際貨幣職能。包容共享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創造公平、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通過尋求國際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將中國與世界融合在一起，提供龐大的中國市場和寶貴的發展機會。

其次，高質量經濟發展賦予人民幣國際化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屬性，并推動這些新元素更好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人民幣國際化是富有效率的，是穩健有序的，是包容共享的。人民幣國際化是以實體經濟國際化為基礎的“本幣優先”原則自然演變的過程。由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本土跨國企業來主導我國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融資活動，在同等便利條件下優先選擇本幣計價結算，那么，以高質量發展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將“效率元素”輸出到全球范圍。人民幣國際化使得本國居民免受匯率風險影響，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利于非居民實現人民幣資產保值增值和對沖風險等多重目標。不僅如此，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可為“一超多元”國際貨幣格局注入“穩健元素”，有望緩解全球經濟失衡和系統性全球金融危機的壓力。人民幣國際化體現了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良好意愿和歷史擔當，包容性經濟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題中之意，人民幣國際化是將“包容要素”傳遞給世界的貨幣載體。

高質量經濟發展需要更加適配的金融體系，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第一，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于提高國內經濟效率和金融效率，也對世界產生積極影響。消除國際資本流動障礙，有利于增加國內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降低代理成本，改善治理環境，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率;有利于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提高本土金融機構競爭力，更好地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增強了國內外經濟聯系和金融聯系，通過金融政策外溢性以及資本和機構“走出去”等渠道產生雙向、互惠影響。第二，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于強化國內外經濟金融聯系，提高國內企業和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面向全球的金融開放有助于實現多元化投資組合、改善融資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有序競爭、完善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只要應對好開放過程中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即可提高投資者、企業、機構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隨著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穩健性元素也將通過外溢效應輸送到其他國家。第三，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實現中國經濟惠及更多國內和國際民眾的目標。金融開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給，促進金融科技進步，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有效促進“普惠金融”發展，引導金融資源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一帶一路”致力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中國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也是中國倡導包容性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是具有鮮明普惠特征的新型全球化。

歷史經驗表明，金融開放策略對本國經濟發展及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巨大，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開放，不僅可能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會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后果。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必須在進一步改革中逐步實現，這同時也是提高金融體系對于高質量經濟發展適配程度的必然要求。當前工作重點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要以穩健發展的實體經濟為根基，要夯實以企業和金融機構為核心的微觀基礎。要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促進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的良好互動，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綜合競爭力。要有效提高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強化合規意識，積極應對開放過程中的風險挑戰。

第二，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要以高度發展的金融市場為前提，要進一步改革國內金融市場，提高對內對外開放程度。發展金融市場，既強化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增強市場對外部沖擊的吸收能力。在金融市場擴大開放進程中，應將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作為重中之重。

第三，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要求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與之匹配，以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與制度支持。要加強以人民幣支付結算體系為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也要注重金融制度、金融標準等軟性基礎設施建設。

第四，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要以完善的金融管理作為安全保障，不斷強化與開放水平相適應的金融管理能力建設，保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產業優勢。積極推動負面清單優化、依法管理、安全保障以及其他配套協調等外商投資管理工作。將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對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進行重點監測和管理，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