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以來，監管層面密集發聲，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了減輕企業稅負、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等六方面舉措。在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總基調下，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各地區、各銀行相繼推出一系列具體支持措施。

要“同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要嚴守銀行的信貸標準不放松，這是市場所期許的，也是監管層所努力推動的。

“一二五”政策并非硬性“一刀切”

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成因眾多。

央行日前發布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8年第三季度)》(以下簡稱《報告》)認為，總體上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市場預期不穩定和金融風險偏好下降、融資渠道收窄的反映，部分民營企業陷入債務違約—信貸融資難度加大的負向循環，企業財務狀況惡化與融資環境變化相互強化。另外，《報告》還指出，部分原因還來自部分民企自身治理機制不健全，財務制度不規范，過度融資投資、過度多元化，而導致企業財務杠桿較高，抗風險能力較弱。

近期，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短貸長投，即企業拿銀行的短期貸款融資去做長期投資，希望賺快錢，是這次民企困境的導火索，根本癥結是企業家的經營素質。

當然，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行業也在服務民營企業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金融機構過度依賴抵押擔保、激勵考核機制不完善、盡職免責落實不到位等體制因素也加劇了民企融資難問題。”《報告》提到。

“在中國當前的金融結構下，銀行是大多數民營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增加貸款投放量是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主力軍，是民營企業的’救命藥’。”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對《金融時報》記者說。

針對這個問題，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3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一二五”目標對于大多數以國企和政府融資平臺為主要信貸客戶的銀行來說確實是一個挑戰。此外，也有少數市場人士擔憂會對貸款要求“一刀切”，進而引起銀行資產質量下降。

銀保監會相關人士回應表示，“一二五”并非硬性考核指標，不會采取簡單機械的“一刀切”模式，會尊重銀行定位及基于風險管控的自主經營權。銀行應該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負債水平合理、履約記錄良好的民營企業提供和國有企業同樣的信貸支持。

“目前市場存在對‘一二五’政策的誤讀和誤傳。”何海峰認為，“一二五”政策既是一個目標方向，也是一種手段機制，是真正標本兼治的長期利好民營企業的金融政策。在向市場傳導清楚政策意圖的同時，也要盡快形成示范性案例。

“目前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分量不成正比，增加對民企信貸支持并不意味著‘大水漫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銀行對實體經濟包括民營企業的支持更多的是信貸結構上的調整而不是總量上的擴張，這體現在銀行逐步退出對“僵尸企業”的資金支持，控制并且優化新增貸款。

實際上，不同的銀行已經在秉承自己定位特色的基礎上設計出許多支持民營企業的產品、服務，有些還在探索中實現了“差異化發展”。

作為一家25年專注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主要客戶為小微、“三農”的小型銀行，浙江泰隆銀行董事長王鈞介紹說，泰隆銀行90%以上的網點分布在農村和社區，50%左右的員工為客戶經理，99%的信貸資金投向民營經濟，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截至2018年9月末，泰隆銀行貸款500萬元以下的客戶數占比99.84%、余額占比92.45%，100萬元以下的客戶數占比96%、余額占比68%，戶均貸款29萬元，初步實現了商業可持續。

作為一家大型銀行，中國銀行則主要在跨境貿易、服務民營企業“走出去”等方面進行創新。中國銀行公司金融部副總經理閻海思告訴《金融時報》記者，該行首創全球中小企業跨境投資撮合服務，已在全球舉辦49場跨境撮合對接會，兩萬余家中外企業參加，現場達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萬項。

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強調，例如泰隆銀行、臺州銀行等銀行，民營企業占客戶比例90%以上，這是與他們所在地區和定位有關的，不會要求所有銀行都能擁有同樣的“節奏”，否則也與監管一直強調的“差異化發展”相悖。

政策支持不等于放松信貸風險要求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金融管理部門出臺的一系列包括“一二五”政策在內的支持民營企業貸款政策，引發了部分市場人士對于“放松信貸風險要求”的猜測。但就實際情況來看，監管部門對銀行信貸的風險要求并沒有放松，也不可能放松。

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10月30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曾強調，改善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不能靠放松風險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貸標準。他表示，經過這么多年艱難的改革探索，銀行所形成的風險管控體系、審慎穩健的理念和精細化的管理機制，是非常可貴、需要倍加珍惜的。若降低信貸標準，可能會形成新的金融風險，影響國家經濟和金融安全。

“這并不意味著風險監管的放松。”何海峰解釋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監管的基本要求，風險底線也是金融機構經營管理的生命線。監管機構要求對民營企業增加貸款支持，建立盡職免責、糾錯容錯機制等，目的在于打破民營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遇到的“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等隱形壁壘，幫助銀行從“懼貸、難貸、惜貸”到“敢貸、能貸、愿貸”。

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也對此回應，不能為了完成民營企業貸款任務而貸款，銀行有風險標準，監管也有風險的指引和要求。銀保監會要求各銀行制定具體的盡職免責標準，避免產生道德風險。事實上，對于銀行而言，經營混亂、公司治理水平低、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企業，并不屬于其信貸支持范圍。

“考慮到民營企業的風險水平，如果強行要求銀行加大對民企的信貸投放，確實存在風險難點。但從短期來看，銀行風險不會明顯上升。”曾剛向記者闡釋，隨著今年銀行利潤上升，不良率在穩步下降，銀行風險承受能力顯著增強。另外，從長期來看，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也符合銀行轉型發展方向。他稱，“當下，部分銀行貸款存量結構與經濟結構不相匹配，內部績效考核導致行為短期化，長此以往，銀行業務空間會受到很大制約。銀行要獲得長期穩健發展，就必須舍棄這種‘晴天送傘、下雨收傘’的發展模式，以短期陣痛換長期發展，適度優化信貸結構。而此次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就是一個很好的調整機會。”

與曾剛所談的內容相符，《金融時報》記者了解到，業內在不同情境下的內部測試顯示，提高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比例，不會對銀行的不良貸款產生明顯的影響。一方面，根據銀保監會公布的數據，現在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以今年9月末貸款余額133.2萬億元估算，民營企業貸款為33萬億元，占非金融企業和機關團體貸款余額85.6萬億元的約38.9%。另一方面，王兆星此前透露，前三季度，銀行業共處置不良貸款1.2萬億元，同比多處置2300多億元。其中利用撥備核銷的達7000多億元，同比多核銷1900多億元。目前，銀行業不良貸款仍然控制在2%以內，保持在比較穩定的水平。

數量、類型眾多的民營企業是銀行的戰略性客戶資源。何海峰表示，銀行還可以基于大量民營企業樣本的大數據，建立科學的針對民營企業的評估模型，改進以前的評估方式，這樣銀行在貸款發放時也可以有的放矢。在完善風控手段的同時，結合銀行經營管理的轉型，可以為銀行提供根本的風險保障。

而在外部，曾剛介紹，國家融資擔保基金、財政政策的引入等超額風險分擔機制的建設，將有助于減輕銀行的風險負擔。在這種背景下增加民企信貸，并不一定會導致銀行風險上升或者違背市場規律，不必過度擔憂。

民企紓困需政策齊發力

“前段時間受去杠桿、強監管以及約束影子銀行等方面的影響，實體企業確實感覺融資環境偏緊。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金融管理部門紛紛出臺系列政策以后，信貸環境正在向適度寬松轉化。”何海峰說。

從具體數據來看，截至今年9月末，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余額已經達到了30.4萬億元。同時，18家主要商業銀行三季度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已經控制在6.23%，較一季度下降了0.7個百分點。11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提出，力爭四季度金融機構新發放的小微企業平均貸款利率比一季度降低1個百分點。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表外融資較去年同期減少5萬億元，同期，貸款和直接融資的增量只有兩萬億元，二者之間的差距反映出市場資金缺口。這說明目前在結構上和局部領域，貨幣政策傳導仍面臨一些約束。如何在總量流動性合理充裕的情況下，疏通貨幣傳導機制，尤其是疏通向民營企業的傳導機制，是讓金融監管部門頭疼的問題。

要想標本兼治，仍需多管齊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給出了“三支箭”，包括采取定向降準、擴大抵押品范圍、推出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等多種措施，加強“精準滴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郭樹清給出了“五指成拳”：一是“穩”，即穩定融資、穩定信心、穩定預期;二是“改”，即改革完善監管考核和激勵約束機制;三是“拓”，即拓寬融資渠道;四是“騰”，即加大不良資產處置，盤活信貸存量;五是“降”，即通過減免服務收費等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曾剛認為，民營企業支持政策是一套體系，在加大對銀行支持民企考核的同時，還要從監管方面加以引導，對銀行起到激勵作用。目前正在推進的“盡職免責”就是其中一個。

閻海思介紹說，下一步，中國銀行將持續完善考核機制、提高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考核權重，建立民營企業白名單，為普惠金融業務配備專項規模，引導分支機構提升支持民營經濟積極性，切實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投放和授信占比。同時，進一步梳理授信服務全流程、各崗位的職責要求，厘清各環節責任，健全盡職免責和容錯糾錯機制，解決各級分支機構“不敢貸”的問題。另外，持續推進授信審批效率提升工作，對于優質民營企業加強平行作業，在部分分行試點試行審批人制，提升審批效率。

何海峰表示，支持民營企業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搞“一陣風”式的運動，要標本兼治，協同發力，多管齊下。這就需要充分發揮財政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監管部門“幾家抬”政策合力，幫助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降低成本，實現資金的商業可持續，提高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貸款的積極性。

“對民營企業的支持還要遵循市場化、法制化原則。”曾剛認為，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背景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需要有選擇性，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要救。要支持的應該是長期發展能力優良但短期融資不暢導致流動性風險的企業，否則資金支持是無效的，一方面會給銀行帶來不良;另一方面也無助于經濟結構轉型。而區分要不要支持，需要市場來發揮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根據客戶情況和自身能力進行篩選，不能為了完成目標而強行放貸。此外，需要加強信貸市場的法制化建設，對于過度融資的企業進行限制，對于失信行為進行嚴懲，著力營造一個融洽的銀企信貸共贏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