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31）對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我國上海和深圳的排名已高居第4位和第10位。近年來，盡管我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傲人進步，但是上海和深圳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仍存在一些缺陷，即它們都還沒有充分開展離岸金融業務、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及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

我國要建設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將發展離岸金融作為非常重要的事項來抓，要盡快開展離岸證券、離岸信托、離岸保險等業務。同時，一定要堅持把人民幣作為離岸金融的投融資和結算的主要貨幣，這樣我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開放才會水到渠成。只有做到以上這兩點，才能讓全世界都認可，我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是在世界通行的離岸金融法律規范內運作的，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境外機構與企業來開展各種金融和商業活動。

離岸金融的國際慣例和法律規范是一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

(資料圖)

從世界范圍看，一國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離岸金融的國際慣例和法律規范起到了核心的基礎性作用。這里的邏輯是：一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不僅要遵守所在地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更要按照全世界都普遍接受的離岸金融國際慣例來規范國際金融中心所開展的各類涉外活動。例如，國際上著名的英國倫敦、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都是大量借鑒和使用離岸金融的法律法規及遵守離岸金融的國際慣例作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法律基礎。

離岸金融的發展對我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必須在已有的離岸金融法律規范內運行，離岸金融的實踐有助于我國積累離岸法律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此外，我們可以憑借世界上相關國家（地區）對我國已開展的離岸金融活動的認可，來加快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我國亟須制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配套法律法規

我國的金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因此制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的配套法律制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重要工作。與國際上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比較后我們發現，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配套法律制度存在較大缺陷。

究其原因：一是我國的離岸法律體系建設尚在探索階段，目前我國既沒有國家層面的離岸法律法規，也沒有出臺地方性的離岸法律法規，而我國對離岸金融的監管制度也落后于國際金融的業務實踐。

二是我國是成文法的法律體系，相較判例法體系，成文法不能及時有效處置各種新的金融風險。此外，在沒有相當數量涉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司法案例情況下，要制定出具有我國特色而又能被國際認可的配套法律規范，這確實是比較困難的。

三是我國的各級司法部門及仲裁機構沒有能夠完整和及時地梳理出參與國際金融活動的各種司法實踐，這導致我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缺乏國際認可度，加上我國沒有采用有效的仲裁制度來與離岸金融實踐中常見的判例法進行銜接，導致離岸金融活動的境外參與方對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夠了解。

在實踐中，我國應參考目前已有的國內外離岸金融監管規定和相關的離岸金融司法案例，制定出與國際接軌的國際金融中心配套法律法規。這是因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離岸金融業務的合規性要求極高，而離岸金融業務不僅要按照國際慣例，也要依靠各級監管部門的政策，更要從事離岸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有著完善的內部規章制度來防范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

此外，我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要考慮和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要按照國際慣例和通過國際仲裁機制來處理開展的跨境結算和投融資經濟活動時產生的各種糾紛。在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內出現涉外的法律糾紛時，應該優先采用國際仲裁來解決。如果涉事一方是來自采用判例制的國家的主體時，建議直接引進判例法的方式來處理。我們深知，制定出讓世界各國都能接受的與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相關的法律制度，對我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全力推動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配套法律法規成為新的國際標準

我們在研究世界上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時發現，這些國際金融中心都具備一套成熟的法律制度并能在國際上被普遍接受。但我們也發現，其中部分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世界上不少國際金融中心的離岸法律并沒有對離岸金融活動中所使用貨幣發行國的法律規范進行銜接。實際上，離岸金融活動涉及的貨幣發行國法律對于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金融活動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例如，中國香港是歐洲債券（即離岸債券，下同）在亞洲的發行中心，而中國香港發行的歐洲債券大多使用的計價貨幣卻是美元。這就會涉及在香港發行的以美元計價的歐洲債券還需遵守美國法律法規的問題。

按照相關條例，在香港發行的歐洲債券僅面向美國境外的機構性投資者，以亞洲及歐洲地區的投資者為主，在這類發行結構下，發行人不能直接向美國賬戶發售或出售。這就明確規定了美國投資者是不能直接購買在香港發行的歐洲債券的。那么從理論上來推演，美國監管部門和政府不應該對在香港發行的歐洲債券指手畫腳，但實際上使用美元發行的歐洲債券仍有可能遭受美國的長臂管轄。貨幣發行國對離岸金融是有重大影響的，所以我們在完善國際金融中心配套法律法規時，必須解決好國際金融活動中所涉及貨幣發行國的法律問題，以點帶面來讓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法律法規作為世界范圍內都能認可和遵循的國際標準。

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必須遵守相關的國際慣例

我國正在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必要研究和分析構成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活動基石的國際慣例問題。國際慣例是指在國際交往中逐漸形成的不成文的原則和規則。具體來說，國際慣例一般指那些未經法律規范的，但經過眾多國際的實際案例證明，且被市場活動參與方普遍接受或視作為慣例執行的習慣做法或常例。一般來說，構成國際慣例須具備兩個因素，一是物質因素，即有可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因素，即人們普遍認為有約束力。因此，國際慣例一般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逐步形成和被普遍接受的，當然國際慣例也是隨著社會實踐而不斷變化的。

我們認為，我國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與參與國際金融活動的投融資、結算和實體身份保密及信息保密等國際慣例是緊密相關的。如我國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時，就應該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上成熟的法律法規，對從事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和實體的有關信息予以保護。但在我國離岸金融的實務中，金融業務的參與方有時會要求金融機構向他們提供交易對手開立金融賬戶的具體信息，而一直以來，我國的金融機構按照我國的法律法規和金融機構的內部制度均給予了拒絕。但這會引發參與方的不滿，并向監管機構進行投訴，更有機構和企業向司法部門提出查詢要求。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的金融機構和司法部門對國際金融中心保密制度的國際慣例進行充分的了解，并向全社會進行宣傳教育，同時我國也要制定出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

（景建國系上海首席經濟學家金融發展中心離岸金融研究所所長、交通銀行離岸中心原市場總監，祝宇航系交通銀行國際部/離岸中心高級客戶經理。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供職單位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