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經典力學在解釋現實世界運動規律時取得的成功和理論本身的簡潔與優雅，一直是激勵經濟學創立和發展的動力，也是經濟學模仿的對象。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夢寐以求的就是像牛頓或愛因斯坦那樣提出某種統一的理論，能夠對繽紛復雜的經濟現象給予邏輯一致的解釋，這經常被視為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凱恩斯等經濟巨匠將自己的著作稱之為《通論》的原因。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奧戴德·蓋勒正是這樣一位雄心勃勃的經濟學家，力圖將影響和決定人類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整合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這就是他所謂的“統一增長理論”。蓋勒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以發展這一理論，并于2011年以此為題出版了一部著作。

這部著作出版11年后，蓋勒完成了另一部力作《人類之旅》。正如副標題“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所揭示的，蓋勒致力于以統一增長理論來解釋兩個至關重要的人類發展問題，一是人類如何在短短的不到10萬年時間里，從一種普普通通的靈長類動物成長為所謂的“萬物之靈”，擁有了掌控其他生物，甚至毀滅包括人類自己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的能力。特別是在經歷了數萬年近乎停滯的發展之后，為何在最近200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二是為何當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差距會如此之大，從工業革命之間的數倍猛增至現在的上百倍甚至數百倍。

對于這兩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遇到的困難不是沒有解釋，而是給出了太多的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幾乎所有有可能影響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因素，這是一份長長的清單，經常提到的候選對象包括資本、技術、人口、資源、氣候、文化、制度等。于是，經濟學家經常就哪些是決定發展的根本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展開爭論。由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經濟現象經常是相伴而生的，因此還要避免將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混為一談。另一個受到關注相對較少的問題是，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之間是何種關系，以及在不同情境下，這種關系會發生何種變化。《人類之旅》在這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方面利用統一增長理論將各種因素整合在一起，并深入剖析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不同發展階段各種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此消彼長的原因；另一方面，將計量經濟分析的一些方法和原理用于判定各種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深化了對人類長期發展決定因素的理解。

(資料圖)

技術進步和人口的結構與數量是統一增長理論的兩個核心要素。技術對于發展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科技史。甚至在智人走出非洲之前，人類已經學會了使用火源，從而改變了食物攝入的方式和口腔的結構，使得腦容量的擴大成為可能。從舊石器時代到1.2萬年以前的農業革命，再到工業革命之前的一萬年間，人類有大量的發明，技術水平出現了緩慢而顯著的提高。但是，為何從人均收入水平和實際福利狀況來看，人類發展又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在蓋勒看來，這是由于人口尚未出現有利于發展的大轉型。技術進步帶來的財富增加被人口更快的擴張抵消了，人類長期處于“馬爾薩斯陷阱”之中。正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揭示的，人類具有繁衍的本能，并且人口數量能夠實現指數式的增長，遠遠超過技術進步和財富積累的速度。人類只能通過消極的預防措施來抑制人口過快的增長，否則饑荒、瘟疫和戰爭這三柄懸于人類頭頂之上的利刃就會主動發揮作用，以人類巨大的痛苦為代價，重新實現人口與資源之間的平衡。

為何這200年來，人類總體上擺脫了此種悲慘的命運，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出現了持續和顯著的提高？蓋勒認為人口大轉型是根本原因。工業革命以來，家庭的生育決策發生了以子女質量代替子女數量的變化，這一方面抑制了人口數量的增長，使技術進步和財富積累超過了人口的增速，實現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質量的提高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積累，為技術更快的進步和發展注入了持續的動力。技術進步也增強了對勞動者技能的需求，使家庭越來越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而不是生育更多的子女。由此形成的正反饋機制使人類終于跨越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

然而，這并沒有解釋第二個問題，即為何現代世界各國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或者更準確地說，為何工業革命和人口大轉型首先發生在了西歐，而不是同樣擁有一定的技術積累和人口數量的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為了解答這一問題，蓋勒將另一組因素引入到自己的理論中，即地理、文化和制度，它們也被其他一些經濟學家視為更根本的決定因素。特有的文化和制度被認為是西方在近代興起的根本原因。比如馬克斯·韋伯強調新教崇尚勤奮、節儉和財富積累的價值觀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根源；喬爾·莫基爾認為啟蒙運動所倡導的平等、包容、理性、開放理念形成了“增長的文化”，由此產生了工業革命；道格拉斯·諾思和達隆·阿西莫格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則強調，英國光榮革命為工業革命的爆發奠定了包容型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

蓋勒接受了這些理論，但是認為地理因素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與賈雷德·戴蒙德一樣，他認為地理塑造了更為長期的人類發展。比如，有利于發展的包容型文化和制度為何最早出現于西歐，而不是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地區，原因在于戴蒙德提出的歐洲的地理特征決定了這一地區存在“適度的分裂”。由于江河山脈的阻隔，這一地區難以形成大一統的格局，長期處于分裂狀況，相互獨立的主權國家和地區多達20多甚至200多個；同時，地理因素又未完全阻斷不同國家人員、商品、技術和思想的交流，這為技術和思想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由此促進了西方在近代的興起。

對于這種地理決定論，蓋勒特有的貢獻是將人類的長期遷移、族群多樣性和發展聯系在一起。人類的祖先在6萬年至9萬年以前走出非洲，經過現在的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向全球不同地區遷徙，在這一遷徙的過程中，族群的多樣性逐漸下降。這種多樣性對于人類發展具有兩種不同的作用：多樣性程度越高，不同族群之間的技術和思想交流就容易產生更多的創新，因而技術進步的速度更快，但是，共同利益也越少，越不容易達成共識，因此提供的公共品也會越少。由于具有這種雙重作用，經濟發展水平會隨著多樣性的變化呈現倒U形狀，即發展程度最高的是多樣性適中的地區。蓋勒利用世界各地的人口資料，證實自己的假說。

在技術水平不夠發達的遠古和古代，地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作用顯而易見，并由此會形成不同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這種人口數量、技術水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會產生長遠的影響，并決定不同地區目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態。但是，隨著技術水平的極大提高，地理因素已經不再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在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下，都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取得了成功，當然也有一些盡管擁有有利的地理條件，但卻表現平平。在北緯38°線兩邊、柏林墻兩側和格蘭德河兩岸，在地理、文化和人口等初始條件都相當的情況下，長期發展績效卻有天壤之別，因此，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制度才是發展的最根本性因素。對于什么樣的制度更有利于促進長期發展，人們已經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取得了共識，但是現實情況卻是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無效和低效的制度持續存在。除了正確地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以外，如何促進制度向更適于發展的方向改變，可能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與其他關注人類發展歷史和命運的作者相比，蓋勒對于人類的未來抱有更為樂觀的態度，他堅信技術進步和全球范圍內的人口大轉型將會使人類延續以往數萬年的發展趨勢，克服當前人類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重大挑戰。但是，在前述技術進步與人口轉型之間正反饋機制的作用下，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各個地區的生育率都出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全球人口數量是否會因此出現長期下降趨勢，并由此形成對人類的另一個重大挑戰，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人類之旅：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

[美]奧戴德·蓋勒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