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自6月中旬以來遭受的強降雨和洪災打擊正在持續升級。

【資料圖】

巴基斯坦洪災重災區從俾路支省擴展到信德省的23個地區。8月26日，巴基斯坦國家災害局宣布洪災造成死亡人數上升至937人，約3000萬人無家可歸，初步評估報告認定為災民提供即時救濟至少需723.6億巴基斯坦盧比（約合22.56億元人民幣）。

巴基斯坦洪災的殺傷力之所以巨大，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此前經歷了嚴重的高溫干旱，旱澇急轉加重了災害損失。根據有關報道，截至5月中旬，流域降水銳減導致印度河流量比常年同期減少65%，巴基斯坦全國各地氣溫普遍比正常水平高6~9攝氏度，首都伊斯蘭堡和卡拉奇、拉合爾、白沙瓦等主要城市5月中旬氣溫就達到了40攝氏度，中部城市雅各布巴德5月12日氣溫高達49.5攝氏度。

到了7月12日，央視財經和新華社兩大央媒發布的報道充分顯示了巴基斯坦這場旱澇逆轉何其急促：央視財經報道，高溫干旱可能導致正在芒果收獲季的巴基斯坦信德省減產20%~40%以上；新華社報道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信德省省會卡拉奇強降雨從7月3日晚一直持續到11日下午，造成20人死亡。

根據巴基斯坦國家災害管理局發布的數據，今年7月巴基斯坦降雨量為30年來同期最高，總降雨量比30年平均雨量要高出133%，其中俾路支省更高出平均305%；到8月25日，巴基斯坦宣布該國進入今年第八個季風周期，而常年只有三到四個周期的降雨；在今年的降雨季風期間，信德、俾路支兩省降雨量分別比平均降雨量高395%和379%。

巴基斯坦正在遭受的旱澇急轉對中國、歐洲、北美敲響了警鐘。

高溫干旱是暫時現象

最近，中國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及鄰近地區遭受了1961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平均強度最大的高溫少雨天氣沖擊；歐洲和美國西部等地也遭遇多年罕見，甚至百年未有的高溫干旱天氣重創，美國最大水庫米德湖水位已經下降至1936年建成蓄水以來最低水平，正日益逼近無法供水的死水位。

抗擊高溫干旱成為近期中國和歐洲、美國西部等地最引人關注的主題之一。但從更大范圍、更長時間跨度考察，在氣候干旱時期個別年度發生極端水災、氣候趨向濕潤化時期個別年度發生極端干旱，是歷史上一再發生過的現象，并不會因此扭轉整個時期的氣候變化大趨勢。

根據水旱災害年均面積和全國平均降水量數據來看，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以來，中國氣候已經進入將延續較長時間的暖濕時期，這場高溫干旱是在連續的降水豐年，以及上半年降水偏多、干旱災害比常年偏輕、水庫蓄水充裕、地下水位普遍比去年同期上升的基礎上發生的，不僅由此削弱了這場高溫干旱對民生和國民經濟的殺傷力，而且更有可能是暫時現象而非長期趨勢，不太可能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根據水利部8月21日發布的數據，至8月中旬結束時，長江流域四川、重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省市耕地受旱面積3299萬畝（約220萬公頃），只相當于2010年代全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1112萬公頃）的約20%、2020年旱災受災面積（508萬公頃）的44%、2021年旱災受災面積（343萬公頃）的64%。

警惕防范旱澇急轉風險

有鑒于此，我們對7月下旬以來的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應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大力抗旱，防備旱情加劇極端情況；另一方面應防范高溫干旱區域發生旱澇急轉的潛在風險，警惕“75·8”水災重演。

之所以要警惕防范旱澇急轉風險，是因為中國降水時空分布高度不平衡，無論是在年度之間，還是一年之內，旱澇急轉均非罕見，一旦發生，損害常常遠大于單純的旱災或水災。在這方面，1975年8月豫南地區特大暴雨（“75·8”水災）就是典型案例，這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很可能也是上百年來中國最嚴重的旱澇急轉災害。

“75·8”水災創造了多項降雨量中國歷史和世界紀錄，造就了一個水利專業術語“75·8型降水”。這場特大暴雨影響范圍達4萬多平方公里，歷時5天，主要集中在當年8月5~7日三天，三天最大雨量地點（板橋水庫附近林莊）降雨量達1631毫米，超過河南正常年份兩年降雨量，相當于旱年三年降雨量。其中，48小時、12小時、6小時、3小時、60分鐘點降雨量均創國內最高紀錄，其6小時降雨量830毫米，超過當地正常年份全年降雨量，打破了1947年7月1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密士港6小時降雨782毫米的世界紀錄，這項新紀錄迄今未被打破。

“75·8”水災特大暴雨范圍內本來建設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庫，僅庫容量1億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庫就有10座，抵御尋常年份的水旱災害綽綽有余，但這次特大暴雨產生的洪水量高達170億立方米，大大超過降雨區河道排洪和水庫防洪調蓄能力。在集中降雨的三天里，7日降雨最大，7日降雨又集中在最后6小時，這種“大—小—特大”的雨型對水庫的防洪調度極為不利，進一步加重了水庫壓力。

結果，在暴雨區10座大型水庫中，有8座遇險：薄山水庫水位超過壩頂，但低于防浪墻；宿鴨湖、孤石灘水庫水位超過校核水位；宋家場、昭平臺、白龜山水庫水位超過設計水位；位于暴雨中心的板橋、石漫灘兩大水庫因洪水漫過壩頂而潰壩失事。板橋、石漫灘兩大水庫均由蘇聯專家設計、中央政府投資興建，并非土法上馬，設計和建造標準不低：前者按百年一遇設計，最大庫容近5億立方米，調洪庫容3.75億立方米，“75·8”水災時涌入水庫洪水總量近7億立方米，超出調洪庫容近一倍；后者按五十年一遇設計，總庫容近1億立方米，調洪庫容為7000萬立方米，“75·8”水災時洪水總量達2.24億立方米，超過水庫抗洪能力一倍以上。同時潰壩失事的還有兩座中型水庫（庫容量1000萬~1億立方米）、58座小型水庫（庫容量100萬~1000萬立方米）。

在特大暴雨和一批水庫潰壩失事的掃蕩之下，“75·8”水災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受災人口上千萬人，死亡數萬人，數百萬間房屋倒塌，京廣鐵路沖毀100多公里。

而這場超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正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急劇干旱化之時，從當年河南全省性嚴重旱災急轉直下而來。

上世紀70年代，中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從上世紀50年代的1160萬公頃、60年代的1945萬公頃猛增至2537萬公頃，隨后居高不下，從1970年到發生“75·8”水災的1975年，全國水旱災害受災面積近乎直線上升，導致1972年中國糧食、棉花極為罕見地雙雙減產：

在急劇惡化的氣候災害沖擊下，1972年中國糧食產量24048.0萬噸，比上年減產966.0萬噸，減產幅度3.9%；棉花產量195.8萬噸，比上年減產14.7萬噸，減產幅度7.0%。

同一時期，亞洲許多國家也因氣候惡化而出現糧食明顯減產，從東北亞的發達國家日本，到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緬甸、泰國、菲律賓，從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到西亞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均未能幸免。其中，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作物不乏減產10%、25%乃至40%以上者，就連當時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其大米、小麥、大麥、黑麥4種糧食作物產量合計也從1968年的1648萬噸連年遞減至1971年的1183萬噸，1972~1974年徘徊在1250萬噸~1276萬噸之間，亦即比1968年減產1/4。

近二三十年來，這種旱澇急轉情形在中國一再重演，損失可觀：

1997年，我國平均降水量613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4.2%；翌年就發生了1998年大洪災，全國平均降水量713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11.3%。

2009~2012年間，我國連續4年旱澇急轉：2009年平均降水量591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8.0%；翌年全國平均降水量猛增至695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8.2%。2011年全國平均降水量銳減至582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少9.4%，平均降水量、地表水資源量、水資源總量等指標均為1956年以來最少；2012年全國平均降水量大幅回升至688毫米，比常年平均水平偏多7.1%，比上年猛增18%。

在旱澇急轉的2012年，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發生“7·21”特大暴雨，為61年來最強暴雨及洪澇災害。在此之前，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又是第一大工業國，但即使在北京這個中國首都、一線城市，根據北京市政府災情通報會數據，這場特大暴雨仍然造成79人死亡，房屋倒塌10660間，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

有鑒于此，面對7月中旬以來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我們既要大力抗旱，也應高度警惕旱澇急轉風險，不可重演“75·8”水災的慘痛損失；不僅我國，歐洲、美國西部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存在發生旱澇急轉，進而放大中國旱澇急轉沖擊力度的潛在風險，我們也需要給予充分考慮。

如果說巴基斯坦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所占份額甚微，其旱澇急轉災害對世界經濟沖擊微乎其微，但中國、歐洲、美國加州等地倘若遭受嚴重旱澇急轉沖擊，影響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夏糧豐收、水庫蓄水較充裕、地下水位連年上升的基礎上，單純的7月下旬以來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未必能顯著減少我國秋糧產量、大幅推高農產品市場行情，但如果發生嚴重旱澇急轉，帶來的商品市場震蕩、交通運輸沖擊等問題就不可低估了，對此我們要有應對預案。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