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從上游的四川到下游的滬蘇浙，熱浪和干旱席卷幾乎整個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及其鄰近地區，形成1961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平均強度最大的高溫少雨天氣；從居民生活到經濟產業運行，都備受干擾沖擊。在本世紀以來“氣候變化災難論”流行的大環境下，與同期歐洲出現的多年罕見甚至百年未有高溫干旱天氣相疊加，社會上廣泛擔憂這場高溫干旱會成為未來長期的“新常態”，而整個國民經濟規劃布局等都需要由此開展重大調整。

(資料圖)

由于長江流域是中國人口最多、經濟份額最大的區域，這場高溫干旱對國家全局的影響無疑不可低估；但從更大范圍、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在氣候干旱化時期個別年度發生極端水災，氣候趨向濕潤化時期個別年度發生極端干旱，這是歷史上一再發生過的現象，并不會因此扭轉整個時期的氣候變化大趨勢。

從水旱災害年均面積和全國平均降水量數據來看，自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以來，中國氣候已經進入將延續較長時間的暖濕時期，這場高溫干旱是在連續的降水豐年和上半年降水偏多、干旱災害比常年偏輕的基礎上發生的，不僅由此削弱了其對民生和國民經濟的殺傷力，而且更有可能是暫時現象而非長期趨勢。

事實上，直至8月中旬結束時，長江流域9省市耕地受旱面積只相當于2010年代全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的約20%、2020年旱災受災面積的44%。在近期、中期內，在做好抗旱、防備旱情加劇極端情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對高溫干旱區域發生旱澇急轉的風險給予足夠重視，警惕創造歷史和世界紀錄的超千年一遇“75·8水災”重演；在長期內，我們應根據氣候變化的長期趨勢安排經濟與投資。

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氣候已經進入暖濕階段

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中國農作物遭受水旱災害面積變化，自195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氣候總體趨向干旱，在1970年代急劇加速，到2000年代達到高峰后開始逆轉，2010年代旱災面積大幅縮小，2020年代水災面積可能明顯上升。我整理、計算、考察1950年代至2010年代中國水、旱災害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變化，發現從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成災面積均成倍擴大，然后維持高位直至2000年代，年均旱災成災面積在1980年代還進一步擴大六成以上。2010年代，年均旱災受災面積銳減近六成（參見表1）。

就年均旱災受災面積而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從1160萬公頃擴大119%至2537萬公頃，1980年代至2000年代穩定在2400萬~2500萬公頃左右，2010年代銳減至1112萬公頃，低于1950年代，僅相當于1960年代的57%、1970年代的44%、1980年代的46%、1990年代的45%、2000年代的37%。

就年均旱災成災面積而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年均旱災成災面積從360萬公頃擴大104%至736萬公頃，1980年代進一步擴大至1193萬公頃，2000年代達到1447萬公頃的高峰，2010年代銳減至530萬公頃，低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當于1960年代的60%、1970年代的72%、1980年代的44%、1990年代的44%、2000年代的44%。

進一步考察旱災面積相對于水災面積倍數的變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氣候干旱趨勢及其逆轉。這個倍數越大，表明旱災問題比水災問題越突出。

1950年代，年均旱災受災面積相當于年均水災受災面積的157%，1960年代上升至229%，1970年代達到472%的高峰，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分別為230%、163%、262%，2010年代回落至147%。

1950年代，年均旱災成災面積相當于年均水災成災面積的78%，1960年代上升至171%，1970年代達到313%的高峰，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分別為212%、137%、268%，2010年代回落至142%。

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中國氣候濕潤化趨勢更加明顯。2020、2021兩年，中國旱災受災面積分別為508萬公頃、343萬公頃，分別相當于2010年代年均旱災受災面積（1112萬公頃）的46%、31%，旱災成災面積分別為251萬公頃、141萬公頃，分別相當于2010年代年均旱災成災面積（530萬公頃）的47%、27%。

而且，2020、2021連續兩年，全國水災的受災面積、成災面積均高于旱災，這是此前非常罕見的現象。1950~2019年70年間，僅有1950、1954、1956、1964、2010年五年水災受災面積大于旱災，其中1964~2019年56年間僅有2010年一年水災受災面積大于旱災；1950、1953、1954、1956、1963、1964、1991、1996、1998、2012年十年水災成災面積大于旱災，其中1964~2019年56年間僅有1991、1996、1998、2012年四年水災受災面積大于旱災。

全國年均降水量數據同樣明顯反映出了中國氣候的濕潤化趨勢。根據水利部編寫的1997~2021歷年《中國水資源公報》，1997~2009年13年間，僅有1998、2002、2005、2008年四年全國年均降水量多于常年平均降水量，2010~2021年12年間，僅有2011年一年全國年均降水量少于常年平均降水量（2014年基本持平）。換言之，截至2021年，我國已經連續10年為降水豐年。

上半年降水比常年偏多11%，全年旱情未必十分嚴重

就今年天氣而言，包括當前正在經歷高溫干旱的長江流域在內，上半年全國降水多、汛情重而干旱災害比常年偏輕，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是7月下旬以來才形成的。根據應急管理部《2022年上半年全國自然災害情況》，上半年全國共出現18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累計降雨量306毫米，較常年同期偏多11%；3月17日入汛至上半年結束，平均降水量280.6毫米，較常年同期偏多10.7%，為2017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在區域分布上，7月下旬以來遭受高溫干旱的江南、西南與目前未受熱浪沖擊的華南、東北等地并列降雨量偏多區域。

由于降水偏豐，上半年全國共有21個?。▍^、市）426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40條超保證，13條超歷史。鄱陽、洞庭兩湖提前進入枯水期，湖底大面積暴露，成為7月下旬以來的高溫干旱天氣中對大眾視覺沖擊力最強的景象之一；鄱陽湖8月6日進入低水期（12米以下），8月19日進入低枯水期（10米以下），比常年提早百日，成為1951年有記錄以來鄱陽湖最早進入低枯水期的年份，洞庭湖標志性水文站——城陵磯站水位于8月23日8時降至22.96米，為該站30年來8月最低水位。但在上半年，鄱陽湖所在的江西省與兩廣、福建并列，是河流發生有實測記錄以來最大洪水集中的省份，鄱陽湖水系的樂安河、信江部分江段堤防漫頂、滑塌。

直至7月，根據應急管理部會同國家減災委有關成員單位匯總，7月份我國自然災害總體仍以洪澇、風雹為主，干旱是次一級災害，且當前遭受高溫干旱沖擊最嚴重地區之一四川直至7月份仍與遼寧并列為洪澇災害損失較重省份。

綜上所述，7月下旬以來席卷長江流域的高溫干旱未必能夠造成全年總體降水偏少很多、干旱成災面積極度廣大；上半年降水較多，水庫普遍蓄水充裕，地下水位普遍上升，也為抵御旱情創造了較好條件。如7月份湖南省開始出現旱情時，湘江流域的歐陽海、雙牌、水府廟、酒埠江等水庫，資江流域的柘溪水庫已經基本蓄滿水，東江水庫水位為近20年同期最高，涔天河水庫水位為建庫以來同期最高。

從地下水位來看，此次遭受高溫干旱最重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雖然6月份淺層地下水水位與去年同期相比總體下降，但主要是長江三角洲平原下降0.8米，鄱陽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分別上升0.5米和0.1米；江蘇、江西、湖南等受災省份深層地下水位一半以上站點上升，僅有10%左右站點下降。淺層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長三角地區更容易受到臺風等影響而解除旱情。

8月21日水利部通過央視新聞發布的受旱面積數據也符合上述判斷：截至目前，四川、重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ㄊ校└厥芎得娣e3299萬畝，亦即約220萬公頃，相當于2010年代全國年均旱災受災面積（1112萬公頃）的約20%、2020年旱災受災面積（508萬公頃）的44%。

高度警惕旱澇急轉風險，冷靜客觀觀察判斷氣候變化趨勢

在抓緊抗旱的同時，對7月下旬以來的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我們未必需要太過驚慌，對旱災區域旱澇急轉的潛在風險要給予足夠警惕。中國降水時空分布高度不平衡，無論是在年度之間，還是一年之內，旱澇急轉均非罕見，一旦發生，有較大概率造成嚴重損失。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旱災到水災的旱澇急轉災害最突出案例莫過于1975年8月豫南地區特大暴雨（75·8水災），其三天最大降雨量達1631毫米，超過河南正常年份兩年降雨量，創造了降雨量中國歷史和世界紀錄，受災人口上千萬，兩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58座小型水庫潰壩失事，死亡數萬，房屋倒塌數百萬間，京廣鐵路沖毀100多公里……這場特大暴雨就是發生在1970年代初中國氣候干旱化明顯提速、幾乎整個亞洲也急劇干旱化時期，從當年的河南全省性嚴重旱災急轉直下而來。近二三十年來，這種旱澇急轉情形仍一再重演。

有鑒于此，對7月中旬以來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我們既要大力抗旱，也應高度警惕旱澇急轉風險，對旱澇急轉帶來的商品市場震蕩等問題，要有應對預案。對歐洲等同樣遭受高溫干旱襲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發生旱澇急轉、進而放大中國旱澇急轉沖擊力度的潛在風險，我們也需要給予充分考慮。

氣候變化影響國民經濟全局，唯其如此，我們對與此相關的研究分析、判斷、決策必須分外冷靜、客觀，尊重事實，尊重科學，著眼長期，擺脫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

基于“全球氣候變暖災難論”而超強力度推行減排等政策，已經給歐美國家本國實體經濟部門和民生造成了重大損失，在去年以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俄烏沖突中，更將自己推入經濟、安全與國際戰略等各方面目標自相矛盾的窘境之中，我們應汲取教訓。在今夏長江流域和歐洲高溫干旱助推下，非理性氣候與減排政策聲浪有上漲之勢，我們要保持冷靜理智。

由于輿情未必冷靜客觀且易反易覆，在一定程度上受輿情驅動的政府決策因此往往違背科學。1975年8月河南水災中，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潰壩，死亡慘重，驚駭之下，水利專業部門曾要求全國所有水庫都按照能夠抵御“75·8型降水”的標準擴建改造。但“75·8型降水”是超千年一遇的水災，所有水庫都按抵御超千年一遇的標準修建，在經濟上并不合算，不如按合理標準修建，在遇到這種超千年一遇水災時，應及時安排人口疏散、撤離。

幾年之后，人們從“75·8水災”的驚駭沖擊中冷靜下來，水利專業技術人員重新審查這個擴建改造計劃，結論認定，如要求所有水庫完全按照能抵御“75.8型降水”的標準擴建改造，根本不可行。時至今日，中國傳媒業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與國外交流互動均已達空前水平，是1970年代所不可比擬的，特別是網絡空前提高了輿情內在波動性，相應地，輿情驅動作出不科學決策的潛在風險已經明顯上升，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認識。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