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全職太太離婚獲5萬家務補償”的新聞一度沖上熱搜，引發無數人關注。圍繞著這個話題，各種觀點都有：有些人詫異，既然夫妻分工，財產一人一半，為什么男方還要給女方“家務補償”？有些人堅持家務勞動是“無價”的，不能用錢來衡量，憂心連家庭這樣最后的堡壘也被金錢的力量滲透；但更多人則是震驚于“錢給得太少了”，這場婚姻存續了5年多，相當于每月家務補償不足千元，“真廉價！找個保姆都不止”。

此事具體而微地折射出“金錢的社會意義”：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事物該不該用錢來評估、如何評估、評估下來多少才算合適，幾乎總是有著種種難以平息的爭論，因為人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理解金錢的適用范圍、價值、尺度乃至象征意味。

這當然不是當下才有的現象，數百年來，無數人心頭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憂慮：金錢的力量很可能會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我們所珍視的所有社會關系中，將之轉化為庸俗的市場交換。對此，人們的心態也相當矛盾，取決于你從哪個角度來看待：一方面，現代化普遍被認為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毫無疑問是金錢力量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社會（畢竟“資本主義”就得靠資本來推動），而貨幣只有成為市場交換價值的中立工具，才能更高效地推動現代經濟發展。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在《貨幣哲學》中早就說過：“貨幣要想取得其自身完美的價值穩定性，就必須自身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具體商品之間價值關系的純粹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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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實際上是基于一種理想型市場形態之下對貨幣機能的理論設想，在現實中從未真正實現過，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神話。《金錢的社會意義》一書的重要貢獻，就在于有力地反駁了這一點，指出人們在現實中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看待和使用金錢：“金錢在文化上并非中性，其在社會性上也不具有匿名性。盡管金錢會‘腐蝕’價值并將社會聯結化約為數字，但反過來，價值和社會關系也會通過賦予金錢意義和社會特征而使其變形。”

這其實是很好理解的事：雖然也有人感慨“錢多到一定程度，就只是個數字而已”，但在現實生活中，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錢從來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數值，否則為什么常有人把錢說成是干凈的或骯臟的？像“不義之財”這樣的譴責，證明人們看待錢是附帶有道德價值的，只有那些正當得來的錢才是“好的錢”，所以漢語里也有“善款”一說，仿佛用于慈善的錢是“善”的。女校長張桂梅拒絕女學生捐款，要她“滾出去”，當然不是因為她的錢是假鈔，而是因為她畢業后當了全職主婦，因而她的錢似乎也就不是“自己掙來的”——表面上是對錢的拒絕，說到底是對人的拒絕。

在家庭內部，金錢的流動更帶有一種特殊而微妙的含義，因為幾乎在任何一個社會，家庭通常都被視為一個非商業的領域，對家庭事務的市場化，有時連家務的承擔者都會感到不舒服而本能地抵制，進而直接威脅家庭的凝聚力。試想一下，如果家務是由保姆來做的，那付錢給她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如果是丈夫每個月向妻子支付和保姆同等的報酬，卻可能被視為一種侮辱，因為對方可能覺得，自己為家庭的付出是難以衡量的，飽含著對家人的情感，你卻把我當成保姆，以為給這點錢就算兩清了？

俗話常說的“親兄弟，明算賬”，正表明在親人之間，“明算賬”本來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形，因而才有必要予以強調。在家庭內部，金錢流動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作為報酬（直接交換）、作為權益（擁有分享的權利）、作為禮物（家庭中某個成員自愿贈予另一個成員），通常情況下以后兩種居多。不僅如此，金錢流動本身就會微妙地嵌入在雙方關系之中，所以1925年《紐約時報》的社論才要說，貼補“是強勢者給弱勢者的”，因此對于現代女性而言是一種不合適的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弱者往往處于兩面夾擊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丈夫往往覺得妻子所賺到的不過是“零用錢”，不論賺到多少都是不重要、不嚴肅的；另一方面，她似乎又不應該為自己對家庭的付出而收取報酬，盡管那本來是她應得的。

看似矛盾的是，當人們談到錢的時候，希望它并不只是錢。尤其是想用禮物來表達一種情感時，多半并不希望對方只看到這件禮物的價格本身——所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至少在傳統上，我們在意的畢竟是“情意”本身。手工制作的賀卡，哪怕成本低于街上買的，但給你的感動肯定不一樣，除非你根本不在意這段關系，因為禮物的基本原理就是“禮物的價值并不由它的價格決定”，而取決于雙方的關系和表達方式。正因此，在現代社會形形色色的禮物經濟中，最能夠清楚地看到金錢被賦予復雜微妙的各種意義——禮物遠遠不只是原始的熟人社會表達彼此聯結的載體，它非但沒有被商業化和理性化所摧毀，相反還借助著這一現代化進程變得更加繁榮多樣了。

如果說金錢只是一個數字，那它應該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你應該聽說過這樣的話：“一萬元對富人而言只是一頓飯錢，對窮人來說可能就是一年的血汗錢。”也就是說，同等數額的錢，對不同的人，其意義將有極大的差別。在近代美國，對窮人的救濟金常常有意采取非貨幣化的形式，以免他們用于“不正當的途徑”，例如拿去買醉；然而當美國進入消費社會，救濟金也悄然隨之發生了變化：政府發放的補助、消費券等，都旨在讓窮人也成為一個理性的“合格”消費主體。

所有這些，都可歸入本書提出的重要概念：“標記”（earmarking）。也就是說，人們會為不同的金錢規定不同的用途、賦予繁復多樣的意義，創造出品種繁多的貨幣形式。正如作者所總結的，“家庭生活、禮物交換和慈善不大可能處于現代經濟生活的邊緣位置。它們是至關重要的，是創造中心，積極并持續參與了標記過程。”這種復雜的文化和生活場景表明純粹工具化和理性化的市場貨幣不僅有其局限性，甚至在現實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只不過是一種理論假設——就像物理學家設想的真空條件下的光速，在現實中卻并沒有真空環境。

這意味著那些經典名家都錯了嗎？那倒也不見得。更確切地說，他們所著眼的是在一系列正式機構和組織下的理想形態，因為他們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結束各種通貨分裂流通的局面，打破各地自給自足的狀態，創建一個擁有統一貨幣的共同市場，此時，貨幣只有作為一種純粹的會計單位，保持價值穩定才是最可欲的。但當貨幣的標準化已經完成，問題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像家庭、禮物和慈善，都是在正式機構之外的非正式領域，金錢在這里被賦予不同意義，這正證明社會關系并沒有退化到僅僅剩下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不難看出，這與其說是對前人觀點的否定，不如說是一種對話，補充并豐富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其實對于金錢的社會意義，齊美爾也不是沒有注意到，在《貨幣哲學》中，他就已經指出一個諷刺性的事實：中世紀禁止收取利息，認為那是罪惡，但“把人當商品買賣卻一點兒也不認為是犯罪”——換言之，一種收入是否“干凈”，不同時代可能有著迥然不同的價值判斷。細想一下就能明白，附加在金錢之上的種種社會意義，在傳統社會只會更嚴重。在經歷了一個理性化、標準化的現代歷程之后，后現代社會在某些特征上可能看起來就像是向前現代社會的回歸。

這個問題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下可能更為復雜。早有西方人注意到，中國人可能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把“恭喜發財”用作見面問候語的。在美國，金錢常被視為一種“低級的象征性禮物”，朋友和熟人之間送錢會招致反感，但在中國，逢年過節給紅包是常規操作，在網絡時代甚至成了一種全民社交方式。為什么明明就只有幾塊錢，還有那么多人搶紅包搶得不亦樂乎？這僅僅從數值上解釋不通，只能從這一行為的社會意義來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前現代的殘余，就像古人把金銀用作饋贈而非純粹的商品交換媒介。

幾乎可以肯定，中國人對金錢的道德意義的重視絲毫不亞于西方社會，甚至格外注重金錢數目的獨特意義（像“8”寓意“發”，一些地方彩禮還以一萬一寓意“萬里挑一”），但另一面，“恥于談錢”也越來越被嘲笑為一種過時而無聊的清高，以往常有人說“談錢傷感情”，現在則出現了一種針鋒相對的揶揄：“談感情，太傷錢了。”這并不只是一個段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標示著“關系社會”正在趨于瓦解，越來越多的人更注重理性計算自己的應得利益。

已有社會學者發現，現代經濟呈現為一種“市場的禮物化”，特別是形形色色的禮券、折扣券，以優惠贈送的方式，激發更進一步的消費。但網上購物多了，很多人恐怕都會覺得，最好的禮物就是直接抵扣。我老家鄉下，近年來往往倒是禮物讓人煩惱（特別是很多人都買同樣的禮物），因為既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又難以處理，人們私底下期望最好還是送錢，想要什么自己去買。換言之，不僅“禮物的市場化”和“市場的禮物化”齊頭并進，甚至“禮物的金錢化”才是最簡便的。這就是我們當下的處境：在一個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并存的萬花筒中，金錢也注定承載空前繁復多樣的社會意義。（視覺中國圖）

《金錢的社會意義：私房錢、工資、救濟金等貨幣》

[美]薇薇安娜·澤利澤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版